廣大的沉默的留臺人，大概對馬華文學也沒甚麼興趣，普遍抱的是未來的中產階級之夢。而這些都是能讀華文書的華社菁英，且多數是獨中畢業生，這樣的狀況應該很能說明問題。每年好幾千個人留臺，我曾開玩笑說，留臺大馬人如果支持留臺馬華文學，我們的書就不致一版2000本十年都賣不完，出版社還常得大批送去壓成紙漿以減低庫存壓力。
【文／黃錦樹】
我常說，1956年出生的錦忠比「有國籍的馬華文學」還大一歲。當他二十郎噹歲到吉隆坡討生活，參與《學報》《蕉風》編務時，馬來西亞這新生的民族國家還年輕得像個小學生，更遑論「有國籍的馬華文學」。如果「猛得革」（五0年代知識人對mederka的很猛的音譯）之前的文學都不算（因為「沒有國籍」），那時的馬華文學還真是個還在學爬、吸著奶嘴的幼兒。然而現代文學被引介了，不論是經由香港，還是殖民帝國的語言。然而很快的，作為東亞冷戰佈局之一環的馬來西亞，建國後沒幾年，1969五一三事件，1970新經濟政策，1971國家文化備忘錄，華文教育風雨飄搖，牙牙學語的「有國籍的馬華文學」還沒注意到自己一開口就在政治上犯了錯。彼時，年少的文青張瑞星可能也還沒辦法理解那麼複雜的政治問題，也沒有料想到那是那麼大的政治傷害，數十年後傷口還一直在發炎。
三十多年後，國家還年輕，但文青已初老，且遠走他鄉，成了資深外配。下面的持平之論聽來像是一聲長嘆：
「只要語文問題沒有解決，我們今天不管在談「國家文學」或「馬來西亞文學」，其實都了無新意，都是在炒冷飯。那為什麼談了三十年、五十年，還要再談國家文學呢？國家文學的問題既然出在語文限制，解決之道不是取消語文限制（多語的國家文學），就是擱置語文問題，回歸文學現象（馬來西亞文學複系統）。（〈回到馬來亞文學：馬華文學不是問題，國家文學才是問題。〉）
然而，因為那不是個可以操之在我的事，所以幾乎注定無解。這可說是「有國籍的馬華文學」特有的難題。但文學為甚麼要有國籍呢？作者有國籍作品就有國籍嗎？文學真的有國籍嗎？對馬華文學而言，「有國籍」是不是個殘酷的反諷？
這問題－－國家文學問題、馬華文學的國籍問題，挑明了講，也即是馬華文學本土論的可能性的條件問題。
白話一點說，身為馬來西亞華人，其實普遍沒有意識到，愛國其實也受到固打制的制約的。在數學上，它和分配的固打制恰相反，分配時分給華人的往往是剩下的，是剩餘；愛國這回事則相反，它訂下的指標既然你不接受（譬如：以馬來文寫作），他不愛你但你非得愛他不可（畢竟是國民啊，豈可不愛國？），於是你必須多愛很多，愛到滿出來，哀告、請求、拜託，討伐持不同意見立場的「反動份子」，卻還是不夠，它像是個永遠填不滿的lubang besar－－可悲的是，本土論者竟然沒有意識到，一旦拒絕以國語寫作，哪還有資格談本土論？
這真是場悲慘的苦戀啊！
錦忠呼籲的回到「馬來西亞文學」（Sastera Malaysia），在政治上即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經濟上的公平競爭，教育上的平等對待各語言源流學校，在一直是馬來至上的馬來西亞，都不啻是天方夜談。但無妨保留個期待－－其實它也可能是個階段性的議題，我們可以想像，假使它有一天突然解決了，馬華文學被承認了，那又如何－－給作家頒獎、送房子、進口車、私人飛機、高薪、醫療保險、退休金，那又如何？你拿得出夠水平的文學作品嗎？華人不也自己搞了個馬華文學獎嗎？水平如何不也是「有目共睹」？
從這個角度看，國家文學確實是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反過來看，恰是由於它的拒斥讓馬華文學免於成為官方文學，免於受官方意識型態的干涉，其實是件幸運的事。被拒絕也是一種福氣啊。
但我們首先應該愛文學，而不是在這問題上把國家扯進來。很愛國但寫不好又有甚麼用？
把作品寫好才是我們應該做、也應該能做的。另一件該做事是，鑑定、分析、汰選過去或當下的馬華文學作品，為好的作品辯護。開展有力的論述。
沒有作品，一切都是空談。我當然非常同意錦忠這論斷。但有些人寧可空談。在我，頣指氣使的空談是特別難以忍受的。
這本集子（《時光如此遙遠：隨筆馬華文學》）有相當數量的篇章是為同時代人的書寫的序或評介，由於時間跨度大，錦忠又與當事人多有交誼，敘事過程中帶出的毋寧是他一己的馬華文學記憶，有著情感的溫度。從文青時代親炙馬華現代主義的諸開國功臣（陳瑞獻、梁明廣、白垚、李蒼、梅淑貞）；那些年、那些人，這些人，這些年【注一】。都城那些孤獨的文學心靈，張景雲、溫祥英、洪泉、黃遠雄、莊若、小他；那些煙花一般的小雜誌，《人間》、《煙火》；那些巷子裡的小出版社，犀牛、十方，那些印度檔，那些一起吃咖哩、喝咖啡取暖的文友們……有國籍的非國家文學的參與者們，馬哈迪時代的抒情詩人們，對文學的愛是真誠、熱切的。但這些文學記憶，新世代的文青可能都不太知道了。有的寫作者作品一直沒結集，有的即便當時結集了，作品流通不廣，也乏人提起。即使偶然出現在某些書店書架上書與書間的夾縫，也不會引起注意。這涉及書中談到的另一個大問題－－誰在乎馬華文學？誰願意為它付出？誰對它感興趣？
「梁文道去吉隆坡當文學獎評審，有人問這位會念經的「外來道長」有什么馬華文學作品值得一讀，他「『頓了一頓……才回過神來 』」（〈如果梁文道赴倫敦當文學獎評審〉）
竟然有大馬同鄉會去問這種問題，「可見也沒有多少人在意馬華文學，或關心『馬華文學』這個議題」。這問題，我過去用過的表述是：「誰需要馬華文學？」2009年還在皇子大學做了個小演講【注二】，講詞見報後一個據說狂熱的愛戀著馬華文學的「馬華文學的良心」【注三】即嗆道：「人民需要馬華文學！」但問題在於：人民在哪裡？誰又是那人民？華人人口裡有多少是文學閱讀人口，而閱讀人口裡有多少能讀華文文學的？ 華文文學閱讀人口裡有多少人關心馬華文學？
錦忠的文章提到的慘痛經驗是，當年我們合編選集《回到馬來亞》公開向華社徵求贊助，結果一毛錢也募不到。其實二十多年前我唸大學時，和廖宏強等友人「搞」（借用老共粗俗的口頭禪）大馬青年社、編《大馬青年》時，就有很深的體會了。那時不「乖乖讀書」而出來「搞」活動的，大致可分為三種人：一種是政客型的，有強烈的領導欲，運籌帷幄，對會長之類的選舉很有心得。油頭西裝，喜歡辦能見度高的活動，擅長「致詞」，總是強調「要以大局為重」；一種是運動型的，挺身參與彼時火燒火燎的社會運動，短處是腦（知識的儲備）總是跟不上腳，講話比較教條空洞，雖然總是很嗆很大聲；第三種叫「傻瓜」，覺得該守著學術、文學自身的步調慢慢做，相信終究只有書留得下來。我們大馬青年社屬「第三種人」，經常被前二者批評太不識時務了，做的事看不到立即的效果。大馬青年社之所以會快速收攤，原因就在「傻瓜」實在鬥不過政客，只好各自退而「搞」「自己的文學」或學術。
而更廣大的沉默的留臺人，大概對馬華文學也沒甚麼興趣，普遍抱的是未來的中產階級之夢。而這些都是能讀華文書的華社菁英，且多數是獨中畢業生，這樣的狀況應該很能說明問題。每年好幾千個人留臺，我曾開玩笑說，留臺大馬人如果支持留臺馬華文學，我們的書就不致一版2000本十年都賣不完，出版社還常得大批送去壓成紙漿以減低庫存壓力。
而暨大中文所歷年收的來自大馬的碩士生，極少想研究馬華文學的。隨口一問，馬華文學常識也殘缺得可怕。那些不知為甚麼斗膽去做的，也毫不意外的做得很不好，看了只想當掉，或者拜託她們「以後去做別的更有意義的事」。看不到有任何的激情，像是一場可怕的學術體操。
這些都是公認的「專業讀者」了。
相較於一板一眼、金屬表面一般冷硬的學術論文，錦忠這些「雜文」都比較接近文學本身，也比較抒情。連書名《時光如此遙遠》都像回憶錄，或抒情散文。確實，那是錦忠自身的馬華文學的經驗與記憶。時光流逝，每一個點都是個人生命史上的小小的驛站。敘述者在那裡曾經小駐，翻翻書，喝杯茶或者咖啡，聊聊天，看看雲，講幾個冷笑話。
從故鄉的沼澤河口到海東「鯨京」，再到「打狗港」；從日頭雨到西北雨，季風易而為颱風，潮起潮落，在茫茫的風裡繼續尋找詩意。
寫得好的，按個讚；寫得不太理想的作品，則婉言相勸。這是小小的馬華文學共和國茅草亭子，由對話、文本交織而成。
國家雖然年輕，但和所有第三世界國家一樣，積弊已深，甚至略顯老態。而依大馬華人普遍尚富好名的社會風氣來看，愛好文學的「傻瓜」應該不會多。還好一直後繼有人，國家的陰影權且當成考驗吧。即便只能寫在國家文學之外，但「自己的文學自己搞」（〈後記〉），還是能「搞」出一點東西來的。那也許會比較純粹。小就小吧，金子不必和沙子比重量。雖然年輕的「我們的馬華文學」容或有些許發展遲緩－－因營養不良而多少顯現佝僂症的早期症狀。
最後，回到這本文集。我想所有（寫作水平到達一定程度的）馬華寫作人都應該有這樣的基本共識－－自己的文章要自己整理。那些年，錦忠寫下的文學隨筆數量應遠不止於此。即便是那麼小的文學傳統，也需要記憶的傳承，這也是「我方的歷史」呢。
2014/12/20 埔里
【注解】
一、留臺人更不在話下，從李永平、張貴興、我、辛金順、龔萬輝、木焱等。
二、〈誰需要馬華文學？〉《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9年10月11日。
三、其人其書眾所周知。姑隱其名，免得「衛道之士」又說我「鞭屍」。
（本文原為張錦忠《時光如此遙遠：隨筆馬華文學》［有人，2015］的代序）
 黃錦樹 |
1967年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州，1986年到臺灣留學。臺大中文系畢業，淡江中文所碩士，清華大學中文博士。曾獲中國時報文學獎等。現為國立暨南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著有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九歌，1994）、《刻背》（麥田，2001）、《土與火》（麥田，2005）、《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聯經,2013）、《猶見扶餘》（麥田，2014）等。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元尊，1998）、《謊言與真理的技藝》（麥田，2003）、《文與魂與體》（麥田，2006）等。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燧火評論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