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講究實力、實利、效率與競爭力，而非口號治國。若無法催生貨真價實的企業家型經濟，更多的大學畢業生後將更依靠政府，只會加劇財政負擔。馬來西亞若要擺脫這項依賴，就得刺激民間經濟，使之產生足夠的活力、創業力，以吸納源源而來的勞動力，激活民間經濟力、自由化、法制化與國際化。惟前提是，能否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破除族群輸贏論的舊思維。
【文／孫和聲】
隨著開源性的消費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GST），以及節流性的補貼合理化政策即將出爐，不少人懷疑馬來西亞經濟怎麼了？是否面臨破產？
應該說馬來西亞還不至於那麼快破產（也就是無力償還到期的債務）；只是，消費稅與補給合理化解決了經濟的根本問題。馬來西亞雖然也是中高收入國（2013年，人均收入達大約1萬美元），但基本上，依然卡在低增值的經濟活動。其結果是，被迫與低薪資國如越南、菲律賓、印尼、緬甸等，展開向下而非向上的競爭。既然是向下（race to the bottom）的紅海而非藍海競爭，自然也難從創造出足夠的體面就業機會（decent employment），又如何擴大持續的稅收基礎（tax base）?
這個基本問題無法解決，消費稅即便能在短期內增加稅收，卻難以持續；更何況，消費稅是與補貼合理化一起落實。其綜合效用就是，66%月均收入低於5千令吉的家戶，得節衣縮食，勢必鈍化消費與經濟增長。換言之，若不能擺脫低增值經濟、低生產力（近年來生產力增長率均低於經濟成長率）；消費稅與補貼合理化的最終結果，可能是竭澤而漁，引發民怨沸騰。從增加財政收入的角度來看，增加發放「一個馬來西亞援助金」，也只會抵消掉短期內增加的稅收。然而，這些增加的稅收也極為有限，因為它雖讓間接稅（消費稅）所有增加，可是直接稅（公司與個人所得稅），也可能因經濟放緩而增收有限。
從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消費、投資與淨出口（出口減去收入）來分析，在1998年之前，馬來西亞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投資與出口，惟在1998年以後，因投資與出口不振，而轉靠內需，這內需已用了十多年，從內需變為內虛（家債已高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87%），它已難再發揮有效的增長動力——除非冒著引發經濟危機的風險，如1990的日本或2008的美國次貸。此外，這裡還涉及了其他的不確定因素如美國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QE）退場與利率上升，或大宗商品（油棕與石油、天然氣）價格下跌的可能性。特別是油棕與橡膠價格若持續不下跌，肯定會進一步衝擊消費動力。
從更宏觀的合理化與區域化角度來看，馬來西亞已從高速增長走向中速增長，進而鈍化了製造就業與財富的動力，且公私部門的內需偏向創業與創富有限的建築、房地產。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不得不擴大支出，吸納失業的大專生。它也是何以，公務員隊伍急速擴大，公務員薪酬與行政開支的百分比，從2000年到2005年的大約24%，上升到近幾年的29%。這個結構性負擔，不會在中短期內得到解決。
根據《經濟學人》的數據，在1990年到2000年，馬來西亞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7.1%，與新加坡及黎巴嫩並列全球第5名，惟從2000年到2010年，印尼與斯里蘭卡並列第52名，馬來西亞則已跌出在52名之外；這不啻顯示馬來西亞已自外於全球化浪潮，更突顯：增長是個不進則退的進程，馬來西亞若無法轉變增長方式，提升增長與出口的素質與增值，就只能原地踏步，等待被其他國家超越，但馬來西亞人口與畢業生卻一直在穩定增加。
貧窮國家得研究掉入這個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因，如投資不振或投資素質差；人力資本不足，特別缺乏高技能工人，教育改革與培訓政策，如應轉而重視技術與職業教育。在德國有大約70%的初中生在十六歲後進入技職學校，馬來西亞則不到10%，缺乏人才與技術何以升級？政府政策偏重監守自盜型分配，而非生產，讓落實績效制（meritocracy），難用人唯才，更無政治意志除掉寄生經濟階層，如汽車入口特許準證（Approved Permit，AP）、旨在為朋黨開拓財路的工程項目等，皆是阻礙真正轉型的過時政策。
只要無法搞反腐、除尋租、破壟斷、促競爭、增技能、用人才以激活民間經濟，催生企業與創新精神，更多的經濟、政府、社區轉型等口號，均無濟於事。全球化時代講究的是實力、實利、效率與競爭力，而非口號治國。若無法催生貨真價實的企業家型經濟，更多的大學畢業生後將更依靠政府（state dependence），只會加劇財政負擔。要擺脫這項依賴，就得刺激民間經濟，使之產生足夠的活力、創業力，以吸納源源而來的勞動力，而激活民間經濟力、自由化（即開放市場經濟）、法制化與國際化，也是可考慮的方法。惟前提是，能否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破除族群輸贏論的舊思維。若依然認為，一族的進步是另一族的損失，就只能繼續原地踏步，爭搶小蛋糕而不是將經濟蛋糕做大。
 孫和聲 |
民間學者。生於霹靂州江沙，長於和豐，1976 年負笈臺灣，就讀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1984 年赴日本游學，學習日語及嘗試瞭解日本經濟富强之道。後轉往臺灣從事翻譯。1991 年返回馬來西亞，任職雪蘭莪州某日資公司。著有《華人文化述評》（燧人氏：2007）、《尷尬的大馬經濟》（燧人氏：2012）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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