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3年馬來西亞全國大選結束，變天未成，彌漫鬱悶氛圍。接下來的民主進程該如何繼續走下去，似乎是當前社會大多數人的疑慮。十六年前，「烈火莫熄」運動以降蔚為風潮的各種政治社會運動，是民間社會力與既存體制結構間之矛盾與衝突的展現。這些激情的身體與聲嘶的叫囂背後，蘊藏了豐沃的生命故事，將曾經孤獨的理念匯聚，形成一波波力量，在一次又一次的衝撞當中，推動整個社會緩緩向前，見證了社會改革之艱難，也見證了民主轉型的奮進。
公民運動要有清楚的論述，更要有具體實踐的力量，才能不斷地擴大社會基礎。配合10月20日舉行的推介禮暨講座「時政評論與時代精神」，我們特此刊載一系列相關文章，期能溫故知新，對日後的公共討論有所助益，繼續用文字介入社會。
歷史是永無休止的爭論，歷史也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無休止的對話。我們從歷史記憶的角度言之，「高舉憲法」亦意味著大家都遺忘了憲制過程中的不正義程序，即忘卻了當時及獨立以來人們的糾正鬥爭與悲哀，而認同了憲法作爲權利保護之底綫。當我們反掉殖民遺産之後，留下來的卻可能是本土更加霸權與膚淺的東西，包括制度與認知。
▲以英國上訴院法官李特勛爵（Lord William Reid，前排中者）爲首的憲制委員會，其他成員均來自共和聯邦國家的司法界精英，即艾沃•詹寧斯爵士（Sir Ivor Jennings，英國）、威廉麥克爾爵士（Sir William McKell，澳大利亞）、馬烈法官（Justice B. Malik，印度）及阿都哈密（Justice Abdul Hamid，巴基斯坦），於1957年2月20日完成《李特憲制報告書》。
【文／許德發】
「這是一部英聯邦國家中最不具水準的憲法。」——李特勛爵（Lord William Reid）
上述引言就是著名的、被英殖民地宗主賦權草擬獨立後馬來亞聯合邦憲制的委員會（Reid Commission）主席李特勛爵（Lord William Reid），就即將通過的《憲法白皮書》的尖銳評語。
在獨立前夕，以李特本身爲主的憲制團所草擬的憲制報告書至少被巫統及聯盟删改了40%，其中包括馬來特殊地位被無限期保留及華印語被允許爲議會語言10年被除去。李特因此公開對新憲法持不承認的態度，認爲它遠不若原有李特報告書所建議者明晰。他也毫不掩飾的對當時大英帝國國會明確宣示對新憲法不負任何責任，「余並不因此項修改而氣惱，但此項憲草遠不及吾人在政府法案中所慣見之高水準」，「又謂：余感覺爲著余之優秀同事之名譽，餘必須聲稱：對於現在形式之憲法完全不能負責……。」這就是馬來亞憲制産生過程中也許鮮爲人知之事。
憲政制衡與文化歧異性之肯認
李特勛爵尚且如此失望及急於撇清關係，聯盟以外的非政府組織、反對黨對馬來亞新憲法自然更爲訾議了。華人社團就爲了公民權及文化與族群平等而有英倫之行，當時的人民進步黨也呈書東姑，批評新憲制規定立法機構可基於「治安需要」而對基本人權及言論自由實施限制，但卻沒有指明必需「合理」。故此它認爲，憲制並沒有對人權及言論自由提供補助，以防範立法機構對人權的侵害，反而使立法機構超乎憲法之上，而且也沒有賦權於最高法院使「無理的限制」不生效。顯而易見，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即便在獨立前夕，馬來西亞憲法之制定程序與內涵就極具爭論性了。
從這些歷史回溯來探視律師公會前主席拉惹阿茲（Raja Aziz Addruse）最近的「憲法沒有價值」論，我們就不必感到過於詫異了。據報道，在2007年第14届馬來西亞法律研討會中，拉惹阿茲激烈批判國陣政府多次修改聯邦憲法，造成制衡體制和人權保障的毀壞，使得這部國家大法的價值蕩然無存。他言道：「憲法保護權利的說法已經說不通了，因爲憲法可以隨時、隨意被行政權更改，特別是當法庭做出不利政府的詮釋。對我而言，憲法目前已經沒有價值。」大體上，拉惹阿茲與前述人民進步黨的關注點並無二致，他們都從憲法失去制衡及人權保障的功能切入，指出憲法之所以「沒有價值」之所在。
誠然，正如著名學者史卡特·高登（Scott Gordon）在其著作《控制國家：從古雅典到現代的憲政主義》（Controlling the State—Constitutionalism from Ancient Athens to Today）所指稱的，憲法之基本精神即在於它的「多元制衡」以及「控制政府」內涵之上。一般而言，我們也都知道，現代國家的正當性即建立於憲政主義的基礎之上。憲法對於人權的保障是憲政的一個基石，更重要的是憲法的保障還要落到實處，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對國家和政府權力的限制。易言之，憲政主義政治透過權力分立與法律主治的制度，有效制約政府的權力，從而保證個人的各項權利，這也是憲政有別於其他任何政治體制的一個根本特性。
問題不僅於此，就具體的馬來西亞情境而言，憲法也還要真正能够解决國內最具爆炸性的議題，即多元族群如何互動與分配的現實問題。這也是獨立至今華人、印度人等少數族群社會最關心的核心議題。但是，由於馬來西亞憲法在馬來國族（nation-state）主義幽靈之作祟下，平等原則爲馬來民族主權原則所壓制。加拿大學者杜利（James Tully）在其《陌生的多樣性：歧異時代的憲政主義》（Strange Multiplicity: Constitutionalism in an age of diversity）書中指出，我們一般所談的現代憲政主義過度側重普遍性與一致性，無法面對文化歧異性的事實，結果産生種種不公不義的現象。對杜利而言，「若公民們的文化特性得到承認，並且被納入討論憲政結合體之形式的協議內容當中，那麽就這個政治領域的面向而論，這樣的憲政秩序，以及依此憲政秩序所建構的現實政治世界便是正義的。」顯然的，處此全球化時代，也即是處於這個歧異性的年代裡，各民族都得到合乎正義的承認已經越來越成爲一種普世價值，因此憲法是否承認並適應文化歧異性已經是一個必須思索的問題了。
高舉憲法的保守性與民權倒退
換而言之，憲法必須正義，並能處理正義，而在馬來西亞，憲法必須顧及權力制衡與人權，也要兼及對多元文化之肯認（multi-cultural recognition）。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及的，現在的憲法是否已實現人之主權，以及是否也對文化歧異性做出充分承認，並能解决族群紛爭或提供一個平等及妥當的處理機制，都已爲人們所高度質問。因此，當人民的正當權利不能經由憲法而得到充分保護之時，這部憲法不但不應高舉，甚至已到了重新制定之際。實際上，真正的憲制與憲政維護不在於「高舉憲法」，而是如何研議修改憲法，使其符合分權制衡，並如何面對馬來西亞客觀存在的多元性與歧異性，以公平解决各族間的矛盾與張力。
然而晚近以來，國內卻似乎隱然出現此等「高舉憲法」之事。自2007年馬華公會青年團大會首先高舉憲法手册，宣示「舉刀舞劍不是馬青的文化，如果要舉，那就應該高舉憲法」之後不久，國陣的另一成員黨民政黨也繼之特別編匯，並在代表大會上推出所謂的《國本錄》。顯然的，這些舉措都是意在回應巫青團長希山慕丁這兩三年來，在巫青大會上連續不斷的高舉和親吻馬來短劍之舉。馬華公會與民政黨作爲執政黨一分子，尤其前者還參與當年的獨立制憲，它們可說皆是體制內的保守力量，高舉憲法也許不太使人詫異。但我們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高舉憲法其實不僅爲少數兩黨所爲，許多非政府組織及華團雖未高舉憲法，但卻時常動輒以憲法或所謂社會契約，爲其權利鬥爭的基準。事實上，誠如前述，馬來西亞憲法「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其重重紕漏與問題已使它不能作爲一切正當權利的基準，也不具備作爲憲政制度維護的基礎，因此高舉憲法只能說明社會對基本權利訴求的保守化傾向。而且，也說明了馬來西亞獨立之後實際民權狀况之倒退，以至於人們必須以這部漏洞百處的憲法爲基準。
歷史是永無休止的爭論，歷史也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無休止的對話。我們從歷史記憶的角度言之，「高舉憲法」亦意味著大家都遺忘了憲制過程中的不正義程序，即忘卻了當時及獨立以來人們的糾正鬥爭與悲哀，而認同了憲法作爲權利保護之底綫。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認知上的倒退。在馬青大會中，高舉憲法竟還成爲了英雄，並獲得了輿論的肯定。顯然的，馬來西亞獨立雖只經歷50年，但歷史卻讓我們看到時空的嘲諷與人們的無奈。
二戰之後許多新興國家取得國家在政治上之獨立，但卻未完全擺脫西方殖民在文化意識和知識形式的殖民狀態，因此出現了所謂「後殖民批評」的論述。這是一個曾經由「民族解放」所許諾的理想幻滅之後，人們對之前的反殖民主義感到悲觀，但又必須尋找新的出路，以建立一個新的反殖民主義理論的階段。然而在馬來西亞，這道當今風靡一時的後殖民理論批判卻似乎使用不上。這是因爲後殖民反的是殖民主義及其知識，在馬來西亞卻不是這麽一回事，因爲當我們反掉殖民遺産之後，留下來的卻可能是本土更加霸權與膚淺的東西，包括制度與認知。這也可以部分解釋爲何至今，我們往往只能訴諸於英國在獨立前夕遺留下來的這套頗有問題的「憲法」，作爲爭取權利的依據與民權的最後防綫，以防止更壞的局面。
編按：本文原刊於2008年1月《視角》人文思想社會評刊第15期，現已停刊。今獲授權轉載。
 許德發 |
馬來西亞蘇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華社研究中心學術董事，專注於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及馬來西亞華人研究等。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燧火評論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