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或不幸，馬來西亞是高度依賴外需的開放型經濟，若否，過度不均的收入與財富分配更挫敗經濟增長。皆因收入與財富過度不均將抑制消費力。缺乏需求與消費，經濟自然增長不起來。惟馬、新、港等國，則靠外需來替代或補充內需，故尚可維持一定的增長。在高度依賴內需的國家，缺乏內部消費力會鈍化增長，使國家陷入貧困陷阱；或對已擺脫貧困陷阱，甚至進入中等收入等級的國家也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反過來抑制投資與就業，使經濟無法升級。
【文／孫和聲】
馬哈迪當政時提出「2020宏愿」（Vision 2020），納吉政府也端出高收入國目標，預計在2020年時實現人均收入1萬5千美元的目標。
所謂人均收入，與平均家戶收入一樣，只是個平均數，無法反映普羅大眾的實際收入，特別是在馬來西亞。根據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2009年馬來西亞的基尼指數（Gini coefficient）與中國同樣為0.43，高於印度、印尼、日本、韓國等國。說得具體些，從收入的角度來看，在馬中兩國，最高收入的10%與最低10%收入層的差距是22倍，遠高於美國的15倍、英國的13倍、德國的7倍、日本的5倍，或泰國的5倍。印度與印尼則低於10倍。
上圖：2014年吉尼指數世界地圖（來源：世界銀行）
超過七成家庭領一馬援助金
據此可知，人均收入或家戶月均收入（2014年5千9百令吉）並不足以反映實際收入，即便馬來西亞能在2020年靠舉債實現高收入國目標，意義也不大。在收入相對平均的日韓或西北歐國家，人均收入或月均收入，可在相當程度上反映現實（約0.25到0.3之間，最高或最低10%收入群差距低於8倍），加上社會福利較完善，使得這些國家的社會結構較像橄欖型（或蛋型與鉆石型），但馬中明顯較像金字塔型，也就是高收入層遠少於低收入層。如在2009年，馬來西亞的1千1百萬工作人口中，月均收入在4千到7千令吉者，只有大約130萬，7千以上者也只有80萬，餘者皆在4千令吉以下（見《經濟轉型計劃》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rogramme，ETP，2010年）。實則，近年申請「一個馬來西亞援助金」的家戶數量便高達480萬戶，占全國約630萬戶的76%！在2012年，收入5千以上的家庭也只占33.6%，可見馬來西亞的中產階級並不大。
幸或不幸，馬來西亞是個高度依賴外需的開放型經濟，若否，過度不均的收入與財富分配更挫敗經濟增長。這是因為，收入與財富過度不均將抑制消費力（缺乏購買力）。缺乏需求與消費，經濟自然增長不起來。惟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香港等，則靠外需來替代或補充內需，故尚可維持一定的增長。
在高度依賴內需的國家，缺乏內部消費力會鈍化增長，使國家陷入貧困陷阱。或對已擺脫貧困陷阱，甚至進入中等收入等級的國家也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因為收入與財富過於不均就會導致內需不振，反過來抑制投資與就業，使經濟無法升級。此外，這也涉及產業、技術、人力資本與消費升級等事宜。
另外，收入與財富也是有所區別的。收入是個流量（flow）的概念，是即時性的，而財富則是存量（stock）的概念，是積累性。財富可使有者以錢賺錢，而收入則否。也因此，有人認為均富的重點在於平均財富，可用征收財產稅或遺產稅等來達成。唯這也具有爭議性，它鈍化個人的工作倫理，或使財富外流等。畢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國家儲蓄財富減少，也會損及投資。
較實際的方法依然是，創造就業機會與加速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使社會結構具有流動性，也就是讓不同階層的人有機會擺脫固定地位。要實現這個說法，最好的方法是普及教育與培訓，讓盡可能多的人具有一技之長與學習精神，而政府的角色則是促進者（facilitator）。
2015年征收消費稅百上加斤
具體而言，是要打造一個國家創造基業，能者創企業，企業創就業，百姓有家業者，有恒產才有恒心，富而有禮、有文明的社會。但目前的現況是，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普羅大眾薪資基本上停滯，通膨逼人而來，特別是2007年油價大漲，以及2008-09年美國搞量化寬松後，滯收與滯漲的冰火兩重天下，普羅的生活壓力日增；更甚的是中央政府還在這困苦條件下，搞補貼合理、汽油、電費節節上升，若再加上2015年消費稅可說是百上加斤，禍不單行。
補貼合理化與消費稅並出，是不智之舉，特別馬來西亞在全球化浪潮下已被邊緣化，可說不合時宜。本來，在這種條件下，政府應加強公共物品與服務，以減輕人民負擔，提供覆蓋廣、福利薄的社會保護網。因為這正是人民需要可負擔保護網的時候，但政府卻在這時削弱保護網。
有道是「政者正也」，執政集團本身不搞好財政紀律、經濟管理、有素質的經濟增長與創業，卻強迫人民負擔後果，顯然太不合情理。它不但加劇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還導致中產坍塌萎縮，而私營（盈）化與官聯公司更趁火打劫在特定地區炒高屋價，或大搞私人高級醫院，這也是刮走中產血汗錢的魔法。
約而言之，馬來西亞的高收入國目標並不切合實際，不啻為一種半吊子的新自由主義，借用民族或國家名義，來牟私人集團利益的行徑。許多做法，如由朋黨或官聯公司主導的城市經濟，國產車政策其實在削弱普羅和中產的生活水平與素質。據此，政策目標實應該為蛋型社會，打破金字塔結構，防止極富與極端貧困的兩極化M型社會日益壯大。
 孫和聲 |
民間學者。生於霹靂州江沙，長於和豐，1976年負笈臺灣，就讀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1984 年赴日本游學，學習日語及嘗試瞭解日本經濟富强之道。後轉往臺灣從事翻譯。1991 年返回馬來西亞，任職雪蘭莪州某日資公司。著有《華人文化述評》（燧人氏：2007）、《尷尬的大馬經濟》（燧人氏：2012）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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