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仿如一隻巨獸，它吞吐著市民的思維、精力與金錢，悄悄地、不需費勁地就長出了新的建築、物質或空間。新的建築和事物，可觀性高，耀眼奪目，被攝住的我們往往忘記去思考被排泄的「舊物」。但一個城市的質感，往往就是透過老建築和老牆壁展現出來。是否可以這麼說，當一個城市當權者隨意挪用公共空間的難度越高時，就表示那個城市、國家、社會越先進，人民越進步？
【文／盧日明】
1.
一個城市的舊城區往往是公共記憶的守護者。沒有了老建築，我們如何談這個城市的記憶呢？
兩個星期前，重回到自己多年前曾經生活過的怡保與檳城閒逛，才發現原來這些城市的舊城區也掀起一股壁畫風，引起行人注目，更是遊客拍照或自拍的亮點。
在怡保，路經一空地，老舊牆上被畫上了一隻大鳥。這壁畫想必又吸引不少人駐足拍照。只是，我感到很遺憾，這只大鳥已經破壞了這幅老牆壁的歷史美感。拐過另一街口，驚然看到另一幅老牆被畫上了瑪麗蓮夢露的畫像。
我不曉得這些在公共空間（包括牆壁）的藝術品有沒有得到學界、建築與藝術工作者的深入評論。
大鳥或瑪麗蓮夢露雖美，但，這老牆壁卻是歷史，是古跡。斑駁的水泥，褪色的粉漆，這些看起來破敗陳舊的痕跡，都是歷史和記憶的承載體。一個城市的質感，往往就是透過這樣的老建築和老牆壁展現出來。
一旦被破壞，大鳥就無法被塗抹掉，任誰也不能去恢復它原來的色彩，還原原來的模樣。
2.
現代生活講求生活品質。個人的生活滿意度，必然（即使是無意識的）包括我們對所居住城市的公共空間是否滿意。
平常老百姓對於公共空間的使用話語權越高，顯示這個國家越進步。市民對城市空間的掌控權越大，就對這個城市越有歸屬感，感覺上生活也就更滿意。
我常幻想，城市仿如一隻巨獸，它吞吐著市民的思維、精力與金錢，悄悄地、不需費勁地就長出了新的建築、物質或空間。新的建築和事物，可觀性高，耀眼奪目，被攝住的我們往往忘記去思考被排泄（唾棄）的「舊物」。不知不覺的，我們患上了城市遺忘症。忘記了一些舊事物，更遺忘了我們自己的聲音和心願。
3.
最近，在倫敦一個名為甘頓（Camden）的小區（我在此長住多年）新立了某些街道裝置，引發公眾的議論。例如水泥長椅的設計有意地排斥睡覺和滑板活動（skate-boarding），也就是拒斥特定社會群體。它們屬於最近新一代的都市建築，設計里含有影響居民行為的動機，被統稱為「不友善的建築」。最惡名昭彰的是帶有尖刺的地面，它們被視為對窮人（露宿者）的攻擊和羞辱，在市民的反對壓力下，市政府只好把一一移除。
這些「不友善的建築」的出現，可追溯到1990年代的城市設計和公共空間管理。這些「敵意建築」的冒現，似乎是告訴我們這些公民，只能工作或消費——好像是說，你可以到咖啡館或指定的地方去休息、喝咖啡等等，但不能在街頭賣藝，示威或玩滑板。
宏觀而言，以上街道建築是公共空間商場化（mallification）的一部份。也意即說，全部可被使用的空間都變成了消費商場。
4.
我曾在別處寫過關於吉隆坡茨廠街的美化計劃也屬於公共空間的商場化（mallification of public space）的一個例子。「唐人街」是吉隆玻華人最初的落脚處，對于全國人民與吉隆坡都是具有文化和歷史重要的地方。1992年2月，時任首相馬哈迪在茨廠街嘉年華會上宣布了一項美化計劃，將茨廠街轉化成「步行購物商場」。塑造唐人街是將華人「少數族群化」的象徵及暗喻，是一個以馬來人／伊斯蘭教爲主的國族建構計劃之産物。「唐人街」美化計劃製造的另一個問題是，城區中的公民空間與角色被商業化，古迹建築和空間缺乏保護，導致其地方感被摧毀。
將茨廠街轉變成低檔步行購物商場或城市主題樂園，顯示當地華人社區的利益並未受到關注。在無需新建築物的情况下，就可以將都市空間轉爲購物商場，讓購物者可以隨時隨地購物，是一種「速成式購物商場」（spontaneous malling）。建構「唐人街」的主要推手是市政局、其他政府機構、以及與華社合作的商家。他們注重的是商業利益，而不是文化或當地設施與服務，進而侵蝕了當地華人社區的商業與文化，公共與私人空間之間的界限。在2011年，吉隆坡華人老城區又再面對被摧毀的發展爭議，空間與文化抗爭更爲激烈。華社與政府是否能尋找到另一種更具兼容性和多元性的方式，來詮釋這個城市以及生活在這個國家，還有待時日證明。
5.
全球化時代，公共空間商場化往往也在文化、歷史與商業連結之處滋長。上海「新天地」是一個例子。
它是上海其中一個地標，於2001年建成，是一個香港集團在上海投資建設的一個現代化餐飲、休閒、娛樂和購物的時尚地標。原本這里是一個舊社區，充滿著石庫門弄堂平民住。1990年代末，上海市經濟起飛，多個舊社區都被遷拆重建。重建這個社區時，設計師將這種富有上海建築特色的元素，一方面予以保留，另一方面融入新的建築主題意念，吸引到明星、藝術家和企業家在這裡開設精品店、高檔次飲食消閒餐廳等。
學者李歐梵曾論說上海歷史的得天獨厚，居於其間，常感現代與老上海的時空交錯。他甚至認為仿古建築物所塑造的歷史，即使是「假」的，也好過完全沒有歷史。要上海回去以往的弄堂世界是沒太大意義的，古今貫穿的弄堂世界只能是一種城市與市民的想像。但文化與歷史必然就是消費嗎？上海新天地的星巴克（Starbucks）咖啡館就是一個縮影。
除了上海，城市舊城區「新天地化」也在中國橫行。中國大多數新城市的舊城區都有類似「新天地」式的發展。以我現居住的寧波為例，市中心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舊建築已不存在了。（大多在1990年代之後因發展而消失。）最近幾年，很多新的城市地段都用來打造「新天地式」的商場與休閒中心，某些「古」建築用新建材仿古而建。一個缺乏市民參與打造的城市公共空間，能讓市民悠遊其間，產生歸屬感嗎？
「文化」與「歷史」就是「生意」。延伸出來的，就是「文化歷史城市」，也就是「生意城市」。
6.
這些城市美化計劃（或城市「化妝」計劃）帶來的最大隱憂，就是挪用市民的人文空間，但市民與當地懵懂的聲音與意願卻少被顧及，也無法掀起社會上對建築計劃與文化政策的討論、對話與辯論。以香港以例，九龍城寨公園和天星碼頭等大計劃，是歷史標記的遺失，也缺乏市民的認同，更做不到廣泛諮詢民意。
多年前，初到倫敦的我，曾與一群建築與藝術界的朋友，以好玩的心情辯論特拉法爾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當地廣東人給它的別名是大狗廣場）和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之間的街道是否應該改為步行街。在2003年，這街道已銜接大狗廣場成變一個大型廣場，是倫敦重要的露天活動中心，更是街頭藝人向遊客們獻藝表演的著名地點。其實，改建這個倫敦市中心最重要廣場之一的設計方案，早在1970和80年代已有提出，考慮了各種方案和諮詢群眾的意見，並不易產生共識。多年後，方從另一建築提案成功把它實行，少說也有二、三十年的過程。
一個相對「簡單」的建築計劃竟花費如此長時間，反而證明倫敦的先進，群眾、各方專家的意見被看重之故。因此，它比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進步，反映在政府挪用與改建公共空間的速度比較慢。市民對城市發展與公共空間就更有參與感和歸屬感。
是否可以這麼說，當一個城市當權者隨意挪用公共空間的難度越高時，就表示那個城市、國家、社會越先進，人民越進步？
 盧日明 |
建築師兼講師，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巴特列建築學院建築歷史及理論博士，留校教學多年。現於中國教導建築學，推崇跨文化思想，研究重點在建築、多元城市、文化、移民與全球化交集處。著有《Architecture and Urban Form in Kuala Lumpur：Race and Chinese Spaces in a Postcolonial City》（UK：Ashgate Publishing Group，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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