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羅洲不斷被扭曲、淡化的歷史身份與記憶，在砂華文學中無不隱藏著這些符碼。其中不可回避的是婆羅洲華人先後經歷的脫殖與反馬來西亞鬥爭，尤其是50、60年代年的抗爭，成爲砂拉越華人至今仍無法抹除的記憶。國家意識誕生後，充滿戰爭義符的跨族群書寫如糾紛、衝突、和解等，將不得不置於國家脉絡來理解。時移勢易，跨族群書寫的問題往往與國家意識形態、傾斜的政策、施政的不公等有關，由此造成社群之間的對立與資源爭奪。
【文／莊華興】
馬來西亞的多元族群與多元文化背景，始終是文化、學術界經久不衰的議題，全球化和文化軟實力的話語相繼出現以後，學界對文化接觸議題的探討也相應提高。近年馬華文學領域的「少數族群研究」或「弱勢族群研究」是一個例子。
綜觀上述兩個命題，首先讓我們想到的是：何謂少數？根據2010年人口種族比率，馬來西亞華人占總人口24.6%，跟主流馬來人土著所占總人口的54.6%比較，自然屬於少數。若與整體土著比較（67.4%）又更爲少數。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領域，自上世紀70年代逐漸被邊緣化以後，以及持續面對的族群統治霸權，華人作爲少數更切合事實。並不否認，有學者把大馬華人視爲「少數强者」（the strong minority）。不過，論者往往是從族群上層的經濟表現作衡量，並無法有效代表整體族群的實力，由此導致華人問題經常被蒙蔽或扭曲。馬來西亞富豪榜中，歷來華裔人物高踞榜首，媒體往往藉以大肆渲染華人的經濟實力，在所謂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之下，華人文化備受壓制，以致變相成爲可以承受的傷痛。在馬華文化、文學藝術普遍被打壓的話語論述下，以及上世紀80年代以降，作品中普遍所見的悲壯意象，因著少數强者的悖論而愈顯得吊詭。有鑒於此，馬華文學中的「少數族群書寫」研究被扭曲成一種虛張的聲勢，反映在創作中無非是民族文化的優越感，始終難以逾越他—我、高—下、强—弱的二元分析結構。
少數／弱勢書寫與研究的吊詭
若根據人口數據可以把大馬華人視爲「少數族群」，爲何在現有的研究當中，華人可以包括在「少數」之外，或站在一個更高的墊脚點審視「他者少數」（minorities other）？少數族群書寫研究的正當性又何在？以（華人）少數角度出發談（其他）更少數，是否忽視了自己可能占據的霸權位置與思維，或始終無法看到作品中潜在的華人本位主義思維。這種意識思維在與他者接觸過程中徹底曝露，或許它並非書寫者的本意，却在美學策略名義下被大肆敷衍。這些作品，華人本位主義或以一種更爲隱晦的意識出現，書寫者是以一種俯視的姿態直面與觀看他者，結果是作品中充斥著民族優越感。作者也許從反面進行書寫，間接對事物提出批評，却難以隱藏他的本位思維。然而，比之西洋作者與探險家的窺視（gaze），華人本位主義者的窺視純粹在於突顯文化的優越感，這在馬華文小說的書寫與研究尤其顯著，由此進一步彰顯了書寫與研究位置的問題性。
從人類學跨文化邊界（cross-cultural boundaries）的角度看，我以爲以「跨族群書寫」來統稱更爲適宜。以多元族群爲背景的砂華文學生態爲例，跨族群書寫研究視角更能解讀問題。跨族群書寫强調的是族群之間的交往與互動——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力量懸殊或相等，過程中免不了帶有互動雙方的某些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但排除了先入爲主的本位主義思維。研究也不僅著眼於族群接觸的類型化，而把文本以外的國家壓迫性因素排除在外。
沒有國家主體意識，談跨群書寫將輕易掉入「異域中的漂泊華語論」。無可否認，國家意識對第三世界國家而言是必須的惡，可這也是當前的人類社會處境，認可和面對它總比烏托邦想像切合實際。「異域論」和「漂泊華語論」受說話者極主觀的立場和意圖所限，並不容易讓在地者信服。
李永平及其文學著作
其次，跨族群書寫正可以彰顯一個地區文學的民族文學起源本質，同時也揭示它如何因循人類文化演進法則，涉入其他族群的生活空間、心理與價值體系世界。跨族群書寫恰好反映馬來西亞的多元社會現實，也說明傳統馬華（民族）文學第一次面對無論在價值理念、信仰習俗、生活處事上差異性或大或小的「他者」，進而把「他者」列爲思考的主體，作家由此開始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包括難以超脫的華人意識形態問題。李永平早年作品《拉子婦》的罪與罰的母題在跨族群書寫中終得以顯現，跟李氏往後書寫的相類母題的作品（如《翠堤小妹子》）的最大不同在於《拉子婦》人物的原罪是對漢人人性與淑世情懷的一種拷問，後者不外表現了人性與獸性的拉扯。從另一角度看，李永平乃透過《拉子婦》向華人沙文主義心態提出最强烈的批評與自省。鮮有人注意的是，《拉子婦》描述的氛圍，是前國家時代，李永平認同的大英帝國恰恰是婆羅洲風起雲涌的反殖反帝鬥爭時期，但這些在李的小說中有意無意被隱去。
歷史巨輪始終是向前邁進的。國家意識誕生以後，充滿戰爭義符的跨族群書寫如糾紛、衝突、和解等，將不得不置於國家脉絡來理解。時移勢易，跨族群書寫的問題往往與國家意識形態、傾斜的政策、施政的不公等有關，由此造成社群之間的對立與資源爭奪。在此，跨族群書寫這個基點更能彰顯隱含其間的國家符號，這是「少數／弱勢族群書寫研究」無法抵達的問題源頭。
書寫婆羅洲：渲染「雨林食材」
現有的少數／弱勢族群書寫研究顯示，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研究者，皆有意無意忽視國家。國內學者從本土性研究視角出發，國外學者則以離散馬華爲著眼點。然而，談少數／弱勢族群書寫必然排除國家這個維度，連帶的把跨民族根本問題遮蔽了，只能從膚表的他-我認識論角度進行闡釋，忽視了更爲深層的問題。有鑒於此，無論「書寫婆羅洲」理念的鼓吹，乃至目前頗受歡迎的「環保文學」、「雨林文學」、「自然書寫」，皆毫無例外地把少數族群納入他們的書寫與討論範疇。時下最極致的發展是大肆渲染「雨林食材」，變相地與文化部招攬游客的手法驚人的一致。顯然，這是從少數／弱勢邏輯出發産生的問題，根本的問題有意無意被淡化，轉而耽溺於抒情筆調，或把問題歸咎爲天灾人禍或把問題簡化爲「貪婪的人性」。在現代化與文明的進駐下，環保問題僅僅成爲作家筆下哀嘆的挽歌（如「含泪爲大地撫傷」、「雨林詩雨」等修辭），對於問題的根源，似無法引起作者太大的興趣與關注，更別說揭露了。
因此，問題的根源始終如陰魂困擾著作家，譬如砂拉越富饒物産被統治家族壟斷的問題，其境况與布洛克家族治理模式驚人地相似。誰與揭發？作爲在地書寫者，如果刻意選擇忽略這些問題（包括深度描寫、叙述、挖掘、思考），則任何的在地書寫籲求（如「書寫婆羅洲」的呼籲）終不免流於抒情的傷懷或愁緒寫作。臺灣有一部以臺灣高鐵爲背景的小說《路》，不過作者却是日本人。楊照不無感喟地說：「這樣一部小說，爲什麽不是臺灣的作家寫出來的呢？儘管小說中絕大部分的情節都發生在臺灣，儘管小說中也出現了從老到少許多臺灣人角色（而且這些角色還都很正面、很吸引人），但《路》畢竟還是一部日本人的小說。」最後，他給的原因是：因爲在我們的文化架構上，有著嚴重的缺漏、空白。瞭解內幕、接觸得到複雜訊息的新聞記者，沒有文學的訓練，沒有能力處理深刻的人間戲劇；擁有文學能力的寫作者，又沒有現實資源，也沒有習慣、沒有能力認真搜集資料，做好所有必須的調查。（《〈爲什麽不是臺灣作家寫的呢？〉，星洲日報．星洲廣場，2013.10.20）對於臺灣文學寫作者，楊照的批評顯然客氣得多了。對本地作者，問題的癥結恐怕不是掌握不到現實資源、習慣和資料，根本的原因恐怕牽涉文化知識人的道德勇氣問題。他們長期生活在政治和宗教高度敏感化的氛圍下，業已養成自我審查意識，作品漂白得乾淨，有者完全不知有秦，大半生自得於上天賜予的「天份」，溫情的哀傷由此而來。
作爲一個政治歷史單位，砂拉越史至今始終是主體缺席的歷史。它一開始是汶萊王國（Brunei Sultanate）的屬地，然後落入布洛克家族手中，詹姆斯布洛克（James Brooke）在汶萊王室之間的權鬥中取得砂拉越，遂被任命爲拉者(Rajah），這是本區域跨入西方現代化歷史進程中，典型的巧取豪奪的例子。之後經歷日據時期，戰後它又被「讓渡」（一個奇怪的歷史名詞）給英國，形同被賣身，兩度轉手，最終莫名其妙加入馬來西亞（Malaysia）這個大家庭。總之，從被切割、重組、讓渡、收編，系列的歷史發展基本體現這樣的過程：從屬、被占有／遺弃、被蹂躪、隨意轉讓／販賣，乃至被收編／收留，這與始亂終弃庶幾可近，即便在今日馬來西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體制內，它的身份位置始終衆說紛紜（包括「加入」和「參組」的說法），這是歷史留給人類最殘酷的騙局，而有情的人類却參與了這場大陰謀。砂拉越小說家梁放就在他的小說中做了適度的搬演與詮釋。
在冷戰年代，帝國强權在區域上的爭奪，不僅導致一些國家淪爲殖民地而喪失主體，某些第三世界區域甚至被瓜分、蹂躪，進而被商品化，作爲交換物而存在。這也是砂拉越朝向現代化——資本主義體制，以及脫殖建國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二戰結束以後的1946年，布洛克家族限於經濟能力把砂拉越讓渡予英殖民政府；北婆羅洲更早於1878年被登特（Alfred Dent）從蘇祿王朝（Sulu Sultanate）手中取得，1881年，又把它交給英屬婆羅洲公司，1963年轉入馬來西亞手中。從這一系列歷史走馬燈，婆羅洲的主體性型塑之困難由此可見一斑。
砂華文學中心主題：被扭曲的歷史記憶
在文學作品中，思想主體的缺席不僅標示著文本主題思想的飄浮與曖昧，文本意義也隨之成爲問題，其處境恰與婆羅洲歷史現實互爲映襯。由此延伸，我們不禁要問，砂華作品的中心主題是什麽？李永平的小說，從《吉陵春秋》開始，歷史主體即已從情節中隱遁，由文字充當作品的絕對代言，蓋有論者以作者的文字修行概括之。及至《朱翎漫游仙境》和《雨雪霏霏》，小說轉而以漫游意識取代，叙事者帶著小丫頭朱翎在臺北街頭的漫游中訴說他在婆羅洲故鄉的往事。作者身處臺北，思緒却無時無刻在夢中的婆羅洲和現實臺北之間穿梭游走，訴說著一則離散者的故事。《海東青》之後，表面看來，他回歸故鄉婆羅洲，實際上更像是書寫家園失落之感。《大河盡頭》少年永最終到了夢幻源頭，發現終究不過是一灘石頭、交媾和死亡。如此結局，是否說明砂拉越歷史和砂華文學主體確立之不可能？
1959年以後，美國介入與越共的戰爭，這時候新加坡的左翼力量也占據主流地位，行動党李光耀最初依賴左翼人士的支持而上臺執政。因擔心東南亞其它國家受共産主義勢力影響而赤化，當時馬來亞領導人東姑爲了防止骨牌效應，突然宣布馬來西亞概念，李光耀不久後大力鎮壓左翼力量。顧慮到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後，華裔將占總人口的比率很高，東姑不得不把婆羅洲砂沙兩邦也拉進來，以平衡華與非華人口比率。追根結底，可以說，馬來西亞的成立是國際冷戰的怪胎，由此帶出了左右兩派對建構主體的爭持。今天回顧本區域冷戰歷史，值得留意之處即在此。
如前所述，婆羅洲不斷被扭曲、淡化的歷史身份與記憶，在砂華文學中無不隱藏著這些符碼。其中不可回避的是婆羅洲華人先後經歷的脫殖與反馬來西亞鬥爭，尤其是50、60年代年的抗爭，成爲砂拉越華人至今仍無法抹除的記憶。
張貴興及其文學著作
這條鮮明的主綫以1953年左翼組織——砂勞越解放同盟（簡稱砂盟）的成立爲起點，1971年9月19日成立北加里曼丹共産黨，一直到1990冷戰結束爲止。它與砂拉越華人史血肉相連，也是民間記憶的重要一環，砂拉越作家始終無法逃避這些記憶，張貴興的作品《群象》對這些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獵，而梁放的「湮沒」系列及新作《我曾聽到你在風中哭泣》（加影：貘出版社，2014年。以下稱《哭泣》）再度激起了人們業已忘却的記憶，與一些思考。
在張貴興的小說中，婆羅洲雨林無非是成長的性啓蒙和情欲激蕩之地。閱讀張貴興後期的小說，常常迫使在地讀者面對道德準繩與價值規範的嚴厲拷問，衛道者甚至對他的寫作誠意提出質疑，自然無法留意它的美學策略。原始密林，土著價值與信仰，及其極度張揚、喧嘩的筆調，往往受制於既定的書寫意念，平靜、蒼鬱的雨林被巧妙地「誘拐」至他們筆下的現代文明世界，隱約中反復與大臺北對照，因而産生了一種難以理喻的聲音筆調。他在作品中以都市文明的規範去審視婆羅洲雨林與人事，正是爲個人創作量身打造。這符合後現代論述的去中心，即大家熟知的歷史與人事，而家國與故園意識始終並不存在。面對頑强的本土，張貴興的寫作似顯得毫無是處，然而，本土衛道者的家國鄉土却無非充滿溫情，終回應乏力。
梁放的跨族群書寫與雙主體建構
就這一點，我以爲梁放《哭泣》作了一個突破。在文字與技巧的調控上，他對冷戰時期革命抗爭叙事的點點滴滴作了不無深刻的反思與剖析。小說中的人物曾義無反顧地參與反殖，惟那「只是最初的唯一共識」，後來他們都各走各路，命運也各有不同。高學歷的瓦特追隨馬勒的路綫，馬勒反布洛克王朝把砂拉越讓渡予英國，並且極力推動把砂拉越拼入南方（印尼）版圖，這是我們看到的砂華作品中最鮮明的「建國話語」。另一邊厢，主角之一——矮嬸最初的反讓渡、反殖，到「我」參與革命武裝鬥爭，無非是尋求民族自决與主體身份的確立，也是形勢驅使下不得不然的結果。據此，可以說《哭泣》是戰後砂拉越左翼建國抗爭史的一個橫切面。
然而，作爲革命運動的一分子，他們不必然是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的追隨者，叙事者參與革命行列的初衷即爲一例。「我」的淨土原本非常簡單，與「你」眼中勝利之後的理想家園實不宜相提並論。那塊淨土，是「我」小時候住過的伊班長屋：
午後的長廊，居民大都席地，不是躺著休息，就是坐著話家常，讓時光無聲無息地滑走。從長屋前的曬棚上張望，可以看到周遭一片綠野。當太陽剛要升起還是夜幕低垂，霧靄把遠景近物一概籠罩著，如夢似幻。近處的一條小河永遠淙淙流淌，河水清澈見底，是流動的水晶。
但是，在非常時代的非常歷史時期，這些場景都遁入歷史帷幕。帝國强權動輒以反共和遏制中蘇勢力爲藉口，把矛頭對準民族主義革命運動，任何形式的人民鬥爭都被視爲共産主義的顛覆活動，「我」就在環境驅使下脫離了原初的軌道，成爲人民、國家的首號公敵。在冷戰時期的50、60年代，這是最常見的反共標簽化策略之一。
相應的，自治或獨立後的執政集團往往繼續挪用上述策略而屢試不爽。我們看到，執政集團先是製造分化，打擊內部異己，進而把反對力量一網打盡。新馬（包括馬來西亞成立後的砂拉越和沙巴）的內部安全法令、戒嚴、集中營（後來成了華人新村）等都是冷戰的産物。《哭泣》勾勒了砂拉越在那個特殊年代，古晋城郊外新生村村民的苦難生活。
這場革命表面上只牽涉游擊隊與官府，實際上對一般百姓（包括華人和土著）都造成傷害和干擾。阿妹頭的父母就是在一場殲滅行動中無辜給殺害的。在非常的缺水時期，那些官兵如幽靈般出現在窮鄉僻壤，「所到之處，許多農戶的農作物也無故遭了殃，個個叫苦連天，往往還來不及把園子裏的蔬菜瓜果重新收拾好，又遭另一輪蹂躪」。長屋伊班老奶奶不無埋怨「三天兩頭的戒嚴。燒了芭也不能好好耕作，收成都不好……」當老奶奶見「我」獨自一人回長屋栖息而其他同志先一步離開長屋時，深感「我」的處境危急，忙不迭把「我」匿藏起來，避免官方的搜捕。生活樸素的山地民族也許不瞭解建國和革命鬥爭的意義，然他們對官兵總是沒有好感。在梁放筆下，把革命鬥爭置於這樣一種跨民族書寫底下，其意義就更值得重視。
（待續，請閱下篇）
注：本文爲梁放小說《我曾聽到你在風中哭泣》（2014）代序，刊登時稍有删節。
 莊華興 |
在馬來西亞大學執教，興趣研究華人文學和文化，也做華-馬對譯，除了自娛，相信還有其他未知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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