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改革應與新聞自由運動並行，那麼有朝一日馬來西亞有較理想的新聞自由狀態時，較能防範媒體業從壓抑過度到解放時可能浮現的失控行為。改革從來都不是一蹴而成，而是「一步一腳印」；就如在2001年「報殤」前，恐怕沒多少人把媒體所有權控制當一回事，如今「媒體壟斷」已非罕見語言。2008年以前，新聞工作者豈敢對官爺嗆聲，如今發表聲明非議官威時有可見。這項社會進步將能為推動媒體改革加分。
【文／莊迪澎】
在許多比較進步和自由的國家，媒體改革運動已非新課題或新現象；但是，在馬來西亞，「媒體改革運動」是否存在，恐怕是人言人殊，這就看論者如何定義它。我認為，馬來西亞並不乏有志推動媒體改革，且身體力行的同道，只是各方零星的實踐尚未能彙聚成明顯可見的「運動」。
而且，由於惡法打壓媒體可說是馬來西亞最迫切的「媒體問題」，所以關注媒體議題的公民團體和知識份子，多年來的心力和時間主要都耗在抵抗國家機關的入侵和倡導維護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理念。當然，新聞自由運動和媒體改革運動未必就是壁壘分明，畢竟馬來西亞媒體之沉痾，惡法嚴管和所有權控制是主要病源；然而，相比之下，媒體管制的效應立竿見影，媒體改革反而成了先化解「外患」之後再說的事了。
媒體改革方向
依馬來西亞的媒體環境而言，媒體改革至少有兩個方向：
一、媒體制度的改革。媒體制度的改革可分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宏觀是指整個國家有怎樣的一套媒體政策打造健康的媒體業和理想的媒體環境，微觀是指在這個媒體環境裡，我們能有哪些經營理念和模式各異的媒體共存。
不過，談媒體政策極易陷入「兩難」（dilemma），因為政策不一定是「好東西」，反而極可能是「壞東西」。在威權政府治下，政策缺席反而可能是好事，因為政策缺席雖然是沒有一套理念、系統和資源來建設和經營某種事業，但同時也沒有一套完善的系統和資源來規訓和打壓該事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就是好例子，新加坡政府效率高、制度完善，所以新聞自由和獨立媒體的發展遠不如馬來西亞。單以馬來西亞來說，設立「媒體評議會」（Media Council）又是另一例；媒體集團財力雄厚卻窮數十年不願搞這個，最後讓內政部出面推動（雖然尚未成事），好事變壞事，應該是民間的監督，最終卻可能淪為內政部管制媒體的「制度化」手段。
至於替代性的媒體經營理念和模式，同樣不易為，其中一個原因是這個社會對新自由主義和市場機制的信仰根深蒂固。對於各種服務，從醫療到公共交通，從公用事業到教育，很多人都習慣了市場導向的思維，看待媒體業也不例外。因此，這些人迷信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說，成者英雄、敗者狗熊，非但不願討論替代模式之可能性，反而對諸如此類的倡導冷嘲熱諷。此情此景，反映了右派的狂妄，這和學界把實證主義和量化方法「一神化」的狂妄現象何其相似。
二、媒體品質的改良。媒體品質不改良，最後就會窮得只有「快」、「自由」和「好賣」而已。媒體的內容缺乏深度，肇因錯綜複雜，嚴刑峻法限縮媒體的發揮空間，以及媒體集團的資源分配以圖利大股東和董事為主，都是原因；然而，媒體經營者（包括獨立業者）迷信於市場、點擊率，也是重要成因。
求「快」當然不是互聯網時代才有的現象。互聯網尚未出現和普及之前，傳統媒體不論是報紙或電視新聞節目已有求快的迷思，互聯網只是加劇了媒體經營者求快的欲望。求快，美其名是「專業表現」、「滿足網絡時代讀者對資訊的渴求」，實則同業競爭和追求點擊率的手段。對對網絡媒體而言，點擊率能換算成（網絡廣告的）廣告收入，等同於盈利能力；雖然操作方式不同，但萬變不離其宗，與傳統媒體收視率／發行量越高、廣告價格和收入越高的原理卻是一樣。
這似乎無可厚非，但求快往往會變成「不求好」，一方面是作業時間不允許，另一方面是業者爲了累積更高的點擊率，「包山包海」，相對於挹注大筆資源做深度調查報導，「俯拾即是」的各式各樣小新聞是更為廉價的新聞材料－－面書流行，更是提供了垂手可得的免費材料。於是，原生新聞網站除了媒介平臺不同、除了偶爾在一些爭議性課題上看似比傳統媒體稍微大膽之外，它們和傳統媒體的新聞網站之間的特色差異越來越模糊，在求快和求點擊率的快感中迷失方向。
知易行難卻是當務之急
媒體改革，在作為亞洲民主典範之一的臺灣知易行難，在威權統治的馬來西亞亦然。不過，臺灣媒體改革面對的問題和掌握的條件，畢竟與我們不同。臺灣媒體商品化（尤其是電視新聞節目）以致新聞瑣碎化、娛樂化的程度，要比馬來西亞媒體嚴重得多，但臺灣社會的知識素養和開放程度遠比馬來西亞社會高。因此，媒體改革試圖力挽狂瀾雖非簡單任務，卻有人數眾多的學者和社會行動者提出建言（例如媒體改造學社、臺灣媒體觀察基金會），而這些建言相對容易覓得對話、辯論的對象和空間，而他們的實踐亦容易得到支持。
所以，雖然吾人對臺灣電視新聞節目的評價不好、對臺灣報紙有藍綠壁壘分明的印象，但臺灣同時也能有《新頭殼》、《苦勞網》、《weReport》，以及過去的《破報》、《立報》、《四方報》等非主流商業媒體；其中，2011年12月創建、號稱第一個以「群眾募資」（crowdfunding）模式經營的調查報導平台《weReport》，總贊助人數已達900人次，創立迄今已資助46個深度或調查報導提案。
在馬來西亞，我們似乎都面對「沒有人」的窘境，社運來來去去熟悉的臉孔，而且重心不外乎政治（例如選制改革、民主化）、環保、原住民（去東馬砂拉越州仿佛蔚為風氣）。即便是雄心勃勃要實現政權輪替的在野黨聯盟，雖在2008年和2013年大選時大勝，比起獨立以來任何時候更具備「候任執政黨」的姿態和條件，探討和擬定媒體政策似乎也不在他們的政策研議議程裡。
同樣重要的問題是，馬來西亞社會到底有沒有研擬、對話和辯論替代性理念的意願和能力？談媒體改革，所謂「沒有人」的窘境，不僅社運面對，學界也沒倖免。馬來西亞的傳播學者原本就不多，而且多數又是建制派，而晚近20年大學教育的商業化，私校傳播學系雖有增無減，但學有所成的師資稀缺導致學力不足的講師濫竽充數（参阅2014年5月18日，拙撰〈新聞自由運動的後方戰線〉）；再加上，私校傳播學系以實務課程為主、教學內容越見膚淺，大學未能成為倡導媒改理念的基地，願意思考此議題的傳播學者更是寥寥可數，而中文圈的情況可能比英文圈更為窘迫。
媒體改革雖曰知易行難，但不是不可為，而且也是當務之急。在我看來，媒體改革應與新聞自由運動並行，那麼有朝一日馬來西亞有較理想的新聞自由狀態時，吾人方較有能力防範媒體業從壓抑過度到解放時可能浮現的失控行為。
改革從來都不是一蹴而成，而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一步一腳印」；就如在2001年的「報殤」之前，恐怕沒多少人把媒體所有權控制當一回事，如今「媒體壟斷」已不是罕見語言。2008年以前，新聞工作者組織豈敢對官爺嗆聲，如今發表聲明非議官威時有可見（雖然當中的權力關係有待討論）。這是社會的進步，而社會的進步將能為推動媒體改革加分。我期待的是，有更多學有所成的新生代投身媒體改革的事業。
 莊迪澎 |
傳播「學／術」兩棲，長期觀察支配媒體業的政經因素、主張推廣媒體教育是新聞自由運動的重要工作。先後擔任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媒體研究系創系主任、已停刊的《獨立新聞在線》創刊總編輯。2010年起自資架設《馬來西亞媒體識讀資源網》，彙整和分享本地媒體研究文獻，以利提升媒體識讀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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