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革新論》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實務取向。在激情的雨傘運動與政改爭議落幕之後，這本書仔細盤點目前香港社會的優勢與劣勢、機會與挑戰，並且提出若干可以嘗試努力的未來方向，將無謂的意識形態論爭拉回現實。至於要如何填補這份藍圖的漏洞、修正其中的不一致或是缺失，從而帶來真正的民主與自治，那就得取決於革新論作者與讀者的後續的實踐。對於臺灣而言，香港人民接下來要走的路、要採取的策略，都會是值得認真參考的榜樣。
（照片來源／NBC News／Tyrone Siu／Reuters）
【文／何明修】
很多關切香港局勢的臺灣人都會有這樣的疑惑？同樣是挑戰北京日益緊縮的政治控制，為何本土派與社會運動者間存在強烈的不信任，甚至是相互仇視？要求控制新移民人數、強調港人利益優先的主張，被描述成是右翼排外主義。在雨傘運動中，在旺角勇武抗爭對抗古惑仔黑幫的本土派，被說成是拿了共產黨的錢來搞破壞。
同樣，長期參與香港社區保存運動的主事者被貼上了「左膠」標籤，彷彿他們為了追求離地的普世價值，而忽略了脚下的社會現實。以往「左膠」所發起的一系列社會抗議，從反國教、反高鐵、保衛新界東北，都被說成是「維穩社運」，要為三十年來失敗的香港民主化負起最大的責任。更有人舉證歷歷，許多社工人員是拿了政府的錢，為新移民服務，因此根本背離香港人的利益。
本土派與「左膠」之矛盾，在去年雨傘運動期間徹底爆發，明明是大敵當前，在金鐘佔領區到處可以看到「提防左膠」、「學聯不代表我」的標語。等到佔領行動落幕，接連而來的四校退出香港學聯風波，基本上也是這場內鬥的延續。在臺灣的社運場子，獨派與「左派」彼此經常互看不順眼，但是至少在太陽花運動中，緊張關係還不至於尖銳化、枱面化。在香港，商業貿易奠定了這個城市的現代經濟地位，一波波逃離政治紛擾的移民充實了這個殖民地的人口組成。照理說，這樣的歷史遺緒應會帶來實務而願意妥協的政治文化；而且，由於缺乏像臺灣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歷史創傷，香港人應更不可能訴諸強大的悲情。結果不然，目前的香港社運界與知識界即是呈現高度宗派主義的色彩，意識形態的對抗，左與右的爭辯、大中華情節與本土主義的抗衡，似乎成為不可消解的對立。
放棄中國想像的懸念
今年七月出版的《香港革新論》（臺灣：漫遊者文化），跳脫了這些被過度放大的差異，重新為下一步民主運動尋找共同的方向。香港教育學院方志恒教授與其他二十三位年輕的學術、政治工作者共同撰寫了這一本具有綱領性質的專書。「革新保港」是他們所高舉的旗幟，這意味著香港人的前途不應寄望於看似遙遠的中國民主化（這曾是八○年代以降「民主回歸論」的善良願望），或是期待隨著有可能崩塌的共產黨政權（這是目前新崛起的「獨立建國論」所期待的情節）。
這兩種情境看來都不會在短期內發生，因此香港人應先放棄這些中國想像的懸念，戳力從事目前可以立即上手的工作，其中包括：一、香港主體意識與論述的建構與培養；二、民主自治制度的落實；三、在選舉、教育、法律、新聞傳媒等各領域積極抵抗共產黨所扶植的勢力；四、在國際金融與文化產業上強化香港的優勢。用臺灣的政治術語來說，《香港革新論》即是主張「擱置統獨」，對中港關係未來演變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以政治與社會改革來維持一個日益向不利情境滑落的現狀。唯有如此，香港才不會只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個內地城市，在2047年的二次大限之前，才有可能爭取到更好的條件。
激昂的雨傘運動已經落幕，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也被否決，放在當前的情境來看，《香港革新論》點出了一個需要認真而誠實面對的困境：就算特首選舉完全符合國際規範，免除了名不正言不順的提名委員會來篩選，泛民出身的候選人也不一定能脫穎而出，因為共產黨早在香港長期佈建，具有一定的組織基礎。而且，就算未來特首享有充分的民意基礎，也願意擁護香港人所珍惜的核心價值，面對中港整合所帶來的經濟優勢喪失、社會組織滲透、各種言論與新聞自由的喪失，特區政府也不一定能真正使上力。的確，泛民黨派與佔中運動的「唯普選論」是有其必然限制，無法處理這些早就浮現的危機。
《香港革新論》最令人激賞的章節即是探討各種民主自治的可能，擴展了知識探索的視野，而不只侷限於例行的議會選舉，或是猛然爆發的公民抗命。「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用社會包圍政權」是有創意的提法，試圖在目前看來已經向北京傾斜的「一國兩制」基本法框架以外，搭建多元的而異質的民主化陣地。本書作者們強調，追求民主是具有主體意識的集體行動，香港人需要一套關於自身的歷史敘事，例如香港是「被時代選中的自由之地」、而不是大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中的「百年國恥」、「被割讓的殖民地」。香港的法治、自由等核心價值也不是英國人免費贈予的「普世價值」，而是香港人勇敢爭取的果實，具有在地製造的生產履歷。
（照片來源／希望之聲 Sound of Hope）
溫和本土主義路線
這些集體記憶的喚醒是必要，如此才能激發追求民主自治的決心。更重要地，面對回歸之後的新移民風潮，包括「非雙子女」、持「單程證」入港、或是以中資企業名義取得居留證的大陸人，《香港革新論》主張要維持香港人與非香港人的界限。革新論者反駁某些「左翼論者」濫用人權與普世價值，採取「自治共同體」的說法，強調群體的共同身份界定了彼此的權利與義務，需要一定程度的互信，也因此邊界的分隔仍是有其必要性。《香港革新論》代表著了一種溫和本土主義路線的思考，儘管避免使用了剌激北京「獨立」、「建國」等詞彙，仍是主張一種公民價值優先的「港式國族主義」。
共同的國族情感提供了香港人民進行「在地抵抗」的心理根基，但是實際上，社會優先的運動策略是什麼，又要如何進行？更具體的圖像仍是有待進一步勾勒與釐。乍看之下，「用社會包圍政權」的主張有點類似當初東歐知識份子所提出來的「反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路線與公民社會論。在黨國體制之外，這些異識份子主張，建構互信而團結的社會關係，一步步擴大這個政府所無法掌握的自主領域，而避免對共產黨統治進行毫無勝算的正面攻堅。然而，目前的香港畢竟不像七○年代、八○年代的東歐那麼封閉與無助。在主權移交之後，中共的社會控制手段仍是採取間接的統戰工作，而不是將各種社會組織直接納入黨國組織的指揮。儘管香港目前仍屬於半民主體制，本書所申論的「選舉性威權主義」（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是存在事實，在香港也展現出其韌性，有獲得鞏固的跡象。儘管如此，如果有更加壯大而團結的反對黨，有辦法促成執政者嚴重的選舉挫敗，就有可能開創民主化之契機。因此，更有效的抵抗策略將會是同時兼顧選舉政治和社會力，而不能只侷限於「以社會為中心」的抵抗，因為「社會」不會直接「包圍政權」，而是需要被組織在共同的政治運動旗幟之下。
其次，「社會」的陣地戰是在那裡？本書分析建制派如何在區議會層級逐步成長，利用公部門資源來扶植各種親共社團，十幾年來已經搭建了一道將泛民阻隔於地方社會以外的「選舉長城」。作者們強調，建制派不只是靠施捨小恩小惠的「蛇齋餅粽」，平日就進行綿密的人脈經營，等到選舉時期，更有密集的組織規劃與動員。針對基層的劣勢，有些泛民區議員積極推動「區改改造」，試圖揭露各種有違法與利益輸送之疑的撥款項目。香港的情況是十分類似臺灣的侍從政治，地方派系掌握了用利益來換取忠誠的交換網路，再加上人情與關係的包裝，形成了強大的動員與催票機器，長期以來抑制了非國民黨候選人的得票。
晚近，臺灣侍從主義有減弱的趨勢，其促成原因很多，其中包括了：一、民進黨在某些縣市長期執政，阻斷地方派系賴以為生的金錢與權力之迴路；二、都市化與人口遷徙使得依靠人情的恩庇關係失效或是無法長期維持；三、社區營造與社區運動催生了新的意見領袖，他們具有文化正當性，與既有的派系菁英形成某種抗衡的關係。香港沒有地方自治，因此泛民就算掌握某些區議會，也只能發揮有限的作用。或許，香港目前由反拆遷與社區保存運動者所發起的「社區公民約章」運動，比較接近臺灣的經驗，有潛力搭建一道從基層組織通往選舉政治的橋樑，只不過，這需要密集的人力與熱情投注，而且短期內不一定能看到成效。
（照片來源／灼見名家）
堅守專業倫理防線
另一個「社會的戰場」則是在各種不同的專業領域。從近年來香港的國民教育爭議、被逐步侵蝕的學術自由、司法體制被要求「愛國愛港」、日益被赤化與自我設限的媒體來看，中學教師、大學教授、律師、新聞工作者發起各種關注組活動，積極投身於民主運動，也是不令人意外的趨勢。然而，專業者有其業務上的利益考慮，非常有可能成為共產黨利用的槓桿。本書揭示了這些現象，事務律師獲得更多中資在港的法務業務、高等教育行政人員獲得了政協或人大的職位，要收編媒體老闆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如此一來，專業倫理顯得是十分脆弱的防線，通常要等到共產黨的侵害已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專業者才會發動防禦性的行動，也很難期望這些零星的抵抗能夠匯集成為一股「包圍政權」的共同潮流。
如果說社會戰線的民主化顯得困難重重，要如何延續並且強化香港的經濟優勢，本書也提供了不同、甚至看似相互牴觸的策略建議。就金融業而言，上海仍不足於取代香港，在人民幣能完全國際化與自由交易之前，中國的國企與國際採購仍需要香港的金融服務；因此，革新論者主張發揮以小事大的智慧，積極掌握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所來的歷史契機。另一方面，有鑑於港產影視文化的落沒，與中國內地合作的「合拍片」之質與量都不甚出色，本書作者建議香港復振文化軟實力的方式即是迎向「華南文化圈」，深耕人口超過六千萬人的跨國境粵語區。然而，金融業的北上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南下，是否會產生錯亂與矛盾，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再者，如果從金融中心的思考，以銀行業立國、奉行事大主義的瑞士是香港值得值得學習的模範；而為了落實真正名副其實的自治，蘇格蘭與加泰隆尼亞的高昂民族主義運動則是香港應注意的成功個案。如此一來，在維持金融優勢與保有文化政治的自治之間，即出現魚與熊掌之取捨困境，到底革新論要如何化解這樣的困境？
理所當然，一本共同撰寫的論文集不可能成為香港版的「建國方略」，清楚指示出邁向民主自治的路徑圖。香港人是何其不幸，因為他們面對的對手是地表上最強大的共產黨，從沒有人相信共產主義能夠馴化資本主義，並且將其轉化成為政權維繫的重要支柱。中國共產黨不但在內地完成這項歷史壯舉，如今也看似在香港獲得了可以接受的成果。同時，香港人也是何其幸運，因為他們追求民主自治的行動召喚出全世界的同情與支持。就如同八零年代初期的波蘭團結工聯預示了蘇聯帝國的瓦解，2014年的雨傘運動也可能是中國共產黨垮台的先行指標，前提當然是香港人能持續展現出愛熱自由的集體意志。
我個人認為，《香港革新論》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實務取向。在激情的雨傘運動與政改爭議落幕之後，這本書仔細盤點目前香港社會的優勢與劣勢、機會與挑戰，並且提出若干可以嘗試努力的未來方向，將無謂的意識形態論爭拉回現實。至於要如何填補這份藍圖的漏洞、修正其中的不一致或是缺失，從而帶來真正的民主與自治，那就得取決於革新論作者與讀者的後續的實踐。對於臺灣而言，香港人民接下來要走的路、要採取的策略，都會是值得認真參考的榜樣。
◎本文原刊於臺灣《想想論壇》副刊，特別嗚謝作者授權轉載。
◎《香港革新論》三位作者方志恒、鄺健銘、林立志將在8月11日前來吉隆坡宣傳新書，參與「中國因素與香港前途」分享會。活動免費，有興趣者，敬請瀏覽活動臉書專頁。
 何明修 |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社會運動、勞動社會學、環境社會學，著有《社會運動概論》（2005）、《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2006）、《四海仗義：曾茂興的工運傳奇》（2008）、《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Taiwan: Fractured Solida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945-2012》（20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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