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姿態之於文學輕若鴻毛，對馬共而言或許是泰山之重。我不認為馬共書寫是非文學的。這些作品創作當時很可能是沒有讀者的，「書寫自娛」成份濃厚。沒有預設讀者的書寫行為一般來說比較單純、坦率，也較無意識型態包袱。因此論者可以針對作品的文學性、其高度和技巧提出質疑，但否定其文學動機，則太過武斷，也辜負了那些不輟創作的堅持。
【文／潘婉明】
近讀海凡著《雨林告訴你：游擊山頭和平村裡》（吉隆坡：文運，2014），是一本很難歸類的小書，半部小說半部日記，不過作者將後半日記歸為「散文」。基於研究者本能，我很自然地先讀「文獻價值」較高的日記，從中索隱、計算作者的背景和經歷，也窺看其見解、書寫的誠意和層次。
作為一名馬共游擊戰士，海凡讀來像另一個賀巾，文字誠摯樸實，但小說水準不太穩定。前二篇章寫女工生活和社會壓榨，顯得生澀且落俗套，可能也是對女性心靈的掌握不足所致。但後面以游擊戰鬥為背景的幾篇卻異常精彩，除了人物形象不刻板，故事張力加大，整體的文學技巧也相對成熟。因此當我們談到馬共書寫的「馬共書寫」時，值得討論的，除金枝芒和賀巾之外，又添一人。
晚近十年「馬共書寫」一詞在文學場域裡經常被討論，但「馬共書寫」作為專用術語蔚為流行，卻沒有清楚的界定，不同學者在各自的定義或不定義下直接使用。其時我對相關論述有不同的理解，同時也出於對馬華文學「以文述史」傳統的好奇，因此花了一些時間閱讀了當時我所能及的、以馬共為題材的、即使馬共僅以「不出場地存在」的文學作品。
在我的閱讀裡，「馬共書寫」分為三個傳統：即文學創作、報導文學以及由馬共書寫的「馬共書寫」。文學創作主要指以馬共為背景／主題／主體，或圍繞著「緊急狀態」時期那個剿共年代的文學作品。事實上這類作品不少，散見在東西馬華作家的零星篇章中，較熱衷者有商晚筠、小黑、梁放、駝鈴、黎紫書、黃錦樹、李永平、張貴興等人，其中有長篇或中短篇集結。追縱他們的作品，可看出「馬共」從敏感課題過渡到純粹創作的世代痕跡。
殖民結束後書寫傳統式微
如果不拘泥於「馬」「華」，「馬共書寫」其實可以納入一批以英文為媒介、以「類報導文學」為形式的作品。這些著作出於軍人、文官、記者、作家、學者、傳教士以及醫護人員等具有殖民者身份人士之手，他們以自傳、半自傳、自傳體小說、回憶錄、見聞錄等文體撰寫實際生活經驗。但這個書寫傳統沒有延續下去，經過1950年代的高峰，隨著殖民結束而式微。
然而另一個傳統，馬共書寫的「馬共書寫」則在1990年代以來大放異彩。我們比較熟知的馬共作家有金枝芒和賀巾，前者受到馬共方面奉為「人民文學家」，他的作品經過整理再版，重新推介給大眾；而後者則備受冷待，究其原因，乃政治不正確之故。主流馬共對賀巾的創作頗有微詞，認為他好發牢騷，把個人委屈轉移到作品，人物刻劃有所投射，將全體的缺失集中在單一角色身上，擴大其負面形象，不符事實。
我對「馬共書寫」的探討截止於2011年，是次系統性的閱讀和討論之後【註一】，對陸續問世的作品並沒有全面跟進。然而當「馬共書寫」一詞漸退流行，作為學者的黃錦樹仍持續關注馬共作家的書寫，而作為創作者的黃錦樹則大肆書寫讓人很頭痛的「馬共書寫」。他的「馬共書寫」被馬共痛斥為胡說八道，不過這是題外話，未來有機會再談。
針對賀巾的兩部長篇《巨浪》（吉隆坡：朝花，2004）和《流亡》（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10），黃錦樹認為它們欠缺文學趣味，也缺少文學經營，雖然篇幅大，但訊息承載量低；作品力求語言淺白，沒有複雜的文學技巧或妨害理解的設計，內容嚴格限制在經驗範圍內，同時也清楚地界定可寫與不可寫的範疇，頗有抵制文學想像的況味，而這種內在視野的侷限，既是自我理解的侷限，也限制了他人對他們的理解。黃錦樹期待看到潛伏於森林中數十年的、龐大的社會眾生相，然而沒有，因此懷疑賀巾的寫作目的是非文學的，他只是用有限的虛構去「補史之闕」，而且那「史」，也不過是他的「我方的歷史」。【註二】
前文提到，我讀海凡如同看到另一個賀巾。兩人同樣來自新加坡，文青出身，經歷地下組織和上隊，個人行事低調，晚年重拾筆桿，作品具批判反思意識。根據日記計算，海凡大概是1953年出生的，他與1935年出生的賀巾，是相差了18歲的兩個世代，但寫作風格並無太大殊異。海凡的部份篇章也欠缺文學手法，僅僅是以小說為形式的「行軍日誌」，加上對話而已。因此我假設黃錦樹對賀巾的評論也可及於海凡，起碼部份適用。【註三】不過作為馬共歷史研究者，我對馬共的認識不僅止於文本。除了一張張具體的臉，馬共無論作為一個整體和個人，我都有所接觸，因此閱讀「政治不正確」的馬共作家，我尤其慎重。
超越政治正確的文學實踐
首先我不認為這些作品是非文學的。作者寫作的目的肯定是「文學」的，即使僅以他們極有限或未更新的文學觀來展開。從小說誌期，可知賀巾和海凡大部份作品都在部隊完成、及後再修訂出版。創作當時，這些作品很可能是沒有讀者的，「書寫自娛」的成份濃厚。他們不同於負起文教宣傳工作的金枝芒，有創作的對象和任務。沒有預設讀者的書寫行為一般來說比較單純、坦率，也較無意識型態包袱。因此論者可以針對作品的文學性、其高度和技巧提出質疑，但否定其文學動機，則太過武斷，也辜負了那些不輟創作的堅持。
「補史之闕」是事實，但或許跟「此時此地」的寫實主義傳統與信仰有關。賀巾和海凡的小說都受制於經驗範圍，他們都有不敢逾越的敘事界線，不過無關否決或抵制文學，純粹是視野的侷限，包括個人的及文學觀的。他們的創作開始得很早，賀巾在他還是中學生的時候，海凡最早的作品志期1978年，都在青澀歲月，而後面的革命生涯，更打斷了他們文學實踐。無論如何，他們的格局遠比「政治正確」的「馬共書寫」開闊得多，中委阿和所著的《山高太陽紅》（吉隆坡：21世紀，2006）就是很好的對照組。相較於那些形象高大、不合理的純潔／善良／正直／服從的人物描寫，賀巾和海凡的小說穿插了極多自我投射的反思，作品充斥跟內部對話／對抗的企圖。海凡述史的動機不明顯，而賀巾的「史」，縱然是「他的『我方的歷史』」，卻不是沒有價值的。這正好可以答覆訊息承載量低的問題。
如同《巨浪》在某種程度上為「五一三學運」提供了「有力」的當事人說法一樣，《流亡》對於幫助我們了解新加坡馬共的革命路線、遭遇和經歷也起了補白的作用。訊息多寡是解讀的問題，不在作者，反而在讀者的閱讀位置。黃錦樹是眾多執著於「馬共書寫」的評論者中下功夫最深的（當然他在他人如我所下的功夫之上「胡作非為」的「創作」又另當別論），但他畢竟不是以歷史為本業的，他沒有考據、琢磨及延伸這些訊息的任務。然而正當馬共試圖凝聚自己的「我方歷史」版本之際，賀巾在其經驗範圍內「據實」揭示的情節，正好反映了「馬共書寫」的內在多元，盡管有限、抑鬱、欲言又止。
如果理解到革命對戰士心靈的戕害，則我們讀海凡筆下那些極具人性化的人物，那些處處充斥人際之間的私心／鬥氣／不服／爭勝／性別歧視／懊悔／愧疚／反省等等，就不再那麼理所當然了。反思的姿態之於文學輕若鴻毛，對馬共而言或許是泰山之重。
【註釋】
一、詳見拙著，〈文學與歷史的相互滲透──「馬共書寫」的類型、文本與評論〉，徐秀慧等主編，《從近現代到後冷戰──亞洲的政治記憶與歷史敘事》，（臺北：里仁，2011），頁439-476。
二、文見〈不在南方：論王嘯平與賀巾晚年的小說〉，《香港文學》，348期，頁61－68。
三、黃錦樹另文指海凡與賀巾並無不同：「後革命時代」的馬共小說，共同特色在長期患難與共培養出相濡以沫的情誼及信任，是革命失敗後唯一值得珍惜的。（〈後革命時代的馬共小說〉，待發表）
 潘婉明 |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者。政治大學歷史系、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包括馬共歷史、華人新村、左翼文藝與性別關係。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燧火評論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