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在階序上先排除「性弱勢」的民主鬥爭，沒有將安華視為「性難民」也許是想象力的匱乏。實際上是來自一個對「性」的認識，過於封建與保守的社會，以至在這場挾帶性壓迫的民主風暴裡，沒有絲毫對「肛交」如何可能成為壓迫工具的反省。從反抗運動的應對策略上來看，這也是反對陣營、公民社會對民主價值有限的認識與篩選的結果。
【本刊特約／黃科量】
「肛交」再一次轟然撞擊馬來西亞，如眾人所說，這一回仍然是對準民主的屁眼嗎？與民主先鋒安華形影相隨十幾年，徘徊不死，「肛交」原本所指涉的肢體動作與性情趣已幾近殆盡，只剩下安華家人傷懷的淚水與民主死亡的象徵。或是，更多一點的，網路上有些詩人作家願意以抽象的創作重返「性」的意義，大膽而不懼腥膻地說這是一場政治的肛交，是國家機器對上安華、對上安華的家人、對上安華的支持者、對上反對黨、對上選民，重重地肛交了他／她們。
這十幾年來，馬來西亞社會除去在詩與創作上勇敢擁抱「性」意義的前衛性格，將安華的「肛交」案變成作家的書寫題材，在隱喻之外的政治場域，依舊沒有人嘗試反省安華與「性難民」的關係，又或是返入性政治所處的社會結構，去解構施加在安華身上「性污名化」的政治迫害。
到今天，我們已經不得不問，經歷過曠日費時的司法審判，再審判，對整場鬧劇的反省走到根本了嗎？眾人關心屁眼，用屁眼創作與嘲諷，目的明顯並不在於洗清「肛交」的罪名，承認「肛交」的合法性，而是極力爭取一位戴著民主光環的實權領袖不再為政治壓迫受害，對這種有限度的反省，還包括局限於質疑司法程序不公、在生物科技上尋求DNA的可靠性、想象飛毯背後的無限陰謀，都沒有向我們解答為何強加在安華身上的性污名如此固著有力？「肛交」，這一條罪名，在《刑事法典》第377（B）条款上，銘刻著的只有安華的名字嗎？
肛交罪名唯獨安華？
近來眾多的評論都將「肛交」案，定調為民主與司法的崩壞，一如往前地丟掉政治迫害中的「性」意涵，377（B）既是性的政治迫害工具，卻又必須在服膺國內當前政治正確的立場上以「去性」的方式被凝視。從過去的應對策略來看，清楚可見所有為安華做的在於極力掙脫與「性污名」的關係，與「肛交」劃清界限，在安全地帶高呼有限度的民主，一種不可能也不敢包括「肛交」的民主。
嚴格來說，這是一場在階序上先排除「性弱勢」的民主鬥爭，沒有將安華視為「性難民」也許是想象力的匱乏。這種想象的匱乏，實際上是來自於一個對「性」的認識，過於封建與保守的社會，以至於在這場挾帶性壓迫的民主風暴裡，沒有絲毫對「肛交」如何可能成為壓迫工具的反省。從反抗運動的應對策略上來看，這也是反對陣營、公民社會對民主價值有限的認識與篩選的結果。不能與不敢動搖「性」—「父權」的權力結構，導致幾年下來所有的肛交案在「性」的視野上全部失焦，只注重如何持存民主革命的烈火，以「去性」的方式，僅僅看見「馬來西亞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這一類的說辭，就想企圖顛覆「性政治」迫害。如今，我們的詩人、我們的政治、我們的運動都已離不開屁眼了，這團在屁眼上熊熊燒著的烈火，只要污名一天存在，它一天都不可能熄滅。屁眼的烈火莫熄究竟意味著什麼？
父權壓迫性別弱勢
先回顧以各種形式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出現的「性壓迫」，像是2012年就有馬來西亞教育組織為防治同志子女製作《LGBT（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指南》，冀以在子女成長時及早根治與排除不同的性傾向。又有甚者，1957年教育法令下擬定的通令（2003年7月），允許教師鞭打舉止娘娘腔的學生臀部三次。現在看來，或許還未有學生受到舉止娘娘腔的指控而遭受鞭打，同樣身處在這個高度「父權壓迫」的社會環境，安華與其捍衛的民主社會的屁眼卻已然燒起熊熊烈火，這種迫害的根本正是建立在排除國家內一群性傾向、性習癖有所差異的族群之上。
安華再度入獄，只在詩作里對「肛交」意淫是不足夠的，「去性」的政治對抗也必須被批判。我們的公民社會與反對運動必須重返「性政治」，重新詮釋與建構一個更具有包容力的民主價值。這種包容需要的是更多的想象力，去探問為何肛交可能作為性污名的工具、去想象國內受到性壓迫的「性難民」（如LGBT）與安華受到的不民主與不公正審判幾無差異、甚至在眾人都以為這理應是「去性」的政治對抗議程裡，將「性」召喚回來。從始至終，一個重要而迫切，卻又被刻意忽略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肯認與接受「肛交」的民主？
 黃科量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所碩士生，《大馬青年》總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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