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社運風起雲湧，加上政治反對運動結合，逼使納吉在2011年宣佈廢除惡法，讓人以為民主進程有望大躍進。孰料，後來多項爭議性修訂和新法紛紛出爐，竟與納吉的改革承諾背道而馳。國會去年12月倉促通過《國安會法》，舉國嘩然，公民社會對這項新法的擔憂，亦非杞人憂天。國陣政府的公信力已然喪失，如何取信於民？如何說服國人對出爐的《國安會法》放心？又一項爭議性新法誕生，進一步侵蝕司法，允許首相獨攬最大權力，連同其權力集團將法治精神踩在腳下。這不啻預示2016年馬來西亞民主化倒退，將從一黨專制走向個人獨裁。
（照片來源／Today Online／The Malaysian Insider）
【文／王維興】
2015年8月10日，安華68歲生日當天，國際社會有兩批「大腕」分別在同一天聯名要求馬來西亞政府釋放安華。這群人是全球知名政治人物，另一邊廂則雲集著名知識份子、學者和社運人士。其中一位，是上世紀八零年代末發表論文〈歷史的終結〉，引起熱烈討論的美籍日裔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下圖）。
福山近年推出鉅著《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本書第二卷《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提出，維繫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大基本要素，分別為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問責制。
（照片來源／Radiotelevisione svizzera）
國家能力涵蓋層面廣泛，基本上包含了執政能力、效率與廉潔治理等層面。法治的簡易理解，端視法律的實施是否會輕易受到個人的騎劫。民主問責制涵蓋各種問責與監督機制的建立與鞏固。
總結2015年的混亂局勢與發展，沿用這三大要素作為分析概念，恰好說明2016年的馬來西亞，進入一個讓人不安的局勢。不管是從政治、經濟、宗教、族群或者教育等重要領域切入，一年以來的發展描繪了一幅讓人不安的衰敗景象。
跨入2016年，我們要問的一個基本問題是：過去一年的政治空轉，是在維繫一個人的權力地位，抑或為了一個人的自保，寧願破壞國家的公信力？
（照片來源／HAKAM）
如果答案是後者，顯然的，這個國家若不是停滯不前，就是朝著倒退的方向發展，並意味著不斷遭到破壞的政治體制，其破壞程度已經到了嚴重影響國家能力或者法治或者民主問責制。任何一方的嚴重崩壞，都要教人感到不安。
就法治層面而言，為了保障一個人，還有一個政治集團，這個國家的公信力嚴重遭到破壞。其中嚴重影響法治精神的，正是廢除《1960年內安法令》後，國陣政府逐年推出的各項爭議性法案。這包括《2012年國家安全罪行（特別措施）法令》，（簡稱《國安法》（SOSMA））、《2015年反恐法令》（POTA）、以及去年剛通過、但仍未生效的《2015年國家安全理事會法案》（《國安會法》）。
近年來社運風起雲湧，加上政治反對運動結合，逼使納吉在2011年宣佈廢除惡法，讓人以為民主進程有望大躍進。孰料，後來多項爭議性修訂和新法紛紛出爐，竟與納吉的改革承諾背道而馳。國會去年12月倉促通過《國安會法》，舉國嘩然，公民社會對這項新法的擔憂，亦非杞人憂天。
以2012年為例，納吉當時保證不會濫用《國安法》，並于2012年4月16日，在國會下議院承諾各項保障措施，包括國人不會因涉及政治活動而在該法令下被捕，法律生效後將成立委員會定時檢討云云。
（照片來源／The Malaysian Insider）
三年之後，公開向舉報一馬弊案和「二十六億門醜聞」的前巫統黨員凯鲁丁（Khairuddin Abu Hassan，上圖）與律師鄭文傑，先後在這項法律下被捕。而從《國安法》于2012年6月22日在憲報上頒佈為法令，並於同年7月31日開始實施至今，當年提出的邀請馬來西亞人權委員會（Suhakam）與律師公會主席加入的委員會，如今仍毫無進展。
至此，國陣政府的公信力已然喪失，如何取信於民？如何說服國人對出爐的《國安會法》放心？又一項爭議性新法誕生，進一步侵蝕司法，允許首相獨攬最大權力，連同其權力集團將法治精神踩在腳下。這不啻預示2016年馬來西亞民主化倒退，將從一黨專制走向個人獨裁。
不但如此，去年展延二讀的《刑事程序法典》2015年修訂案，也不容忽視。一旦通過，進一步逼迫法庭交出部分司法審核權。其中讓人擔心的是，警方可在無須取得庭令的情況下，逮捕涉及「違反國會民主」人士；推翻之前交由法庭裁決的事項，包括某人面對多項提控，一旦定罪，法庭可決定是否同時執行刑罰的酌情權。
（照片來源／Ask Legal）
這些的爭議性法案，都以反恐之名在國會通過，但是背後的邏輯，卻是逐步要法庭交出相關司法審核權，在執法時頻頻以「違反國會民主」之名，打壓異議人士。
而今天，在一個人為了自保進行「自我政變」（參閱黃進發〈國安會：納吉的無聲「自我政變」？〉）的脈絡下，整個內閣與國家機關對憲法精神以致司法權基本原則的堅持，異常鬆動。
這個錯誤的行政權主導的政治方向，與民間社會力的彙集和釋放所催生的變化與改革方向，顯得步伐不一致，並充滿矛盾和衝突。這樣的政治方向呈現的是一種民主化倒退的跡象。
2016年之所以讓人感到不安，皆因總結2015年之後，筆者認為，馬來西亞正進入一個民主化倒退的年代。
 王維興 |
馬來西亞國會研究智庫——政改研究所（KPRU）執行總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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