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中庸」，在這二十五位馬來精英的語境裡成了「維持現狀」的代名詞，是一種保守的意識形態，受到特定族群結構的強力制約，也許這就是他們最有勇氣的行動了。在時代精神轉變的當下，我們應該為建立一個更自由開明的馬來西亞奮鬥，而不是讓中庸成了我們最基進的立場。
【本刊特約／林嘉翰】
當二十五名傑出馬來精英發出聯名公開信，呼籲國人應該秉持理性和中庸立場，來討論憲政民主下的伊斯蘭地位，情況其實是讓人感到悲哀。這一點也不基進的呼籲居然引發熱烈討論，更是讓人感嘆馬來西亞政治氛圍彌漫濃厚的保守氣息。
我無意否定這封中庸公開信帶出的討論，先不論它能帶來什麽結果，至少是少有能實踐言論自由的機會。但我們必須小心，提防你的敵人，和那些虛假的盟友（指的是下述「中庸」的意涵）。
維持現狀的代名詞
我們必須先問，作爲這個國家不公體制下的受益者，這25名馬來社群精英所呼籲的「中庸」究竟代表什麽？他們所指的中庸當然並非《中庸》所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層次。恰恰相反，竊以爲所謂「中庸」在他們的語境裡成了「維持現狀」的代名詞，是一種保守的意識形態。
他們的「中庸」，是建立在指控土著權威組織（Perkasa）和穆斯林連線（ISMA）的極端言論之上，這意味著他們反對的是一種「過分」、「超越現狀」的行爲。但這絕不可稱之爲進步或中庸的行爲，而且他們的公開信其實和土權與穆連會的極端言論有著共同點。
《論語》記載了一段孔子和學生子貢的對話。子貢曾經問孔子：「子張和子夏哪一個賢一些？」孔子回答說：「子張過分；子夏不夠。」子貢問：「那麼是子張賢一些嗎？」孔子說：「過分與不夠是一樣的。」
在孔子的思想裡，「過分與不夠是一樣的」都無法稱之爲中庸之道。雖土權和穆連會言行偏激，但這二十五名馬來精英卻也遠遠做得不夠。中庸是現代教育的道德價值之一，我們不該忽略其他如同平等、正義、公正等價值觀。這幾項價值觀看似接近，但身處在這多元族群的土地，其中細微的差別卻更值得我們去探討。
難道我們不是同樣該探討爲何執法單位嚴重貪污是否因政府資源錯配導致？又如司法受行政影響，除了導致法律淪爲政治迫害的工具，對民主價值又有何影響？伊斯蘭刑事法突然廣爲接受，是不是因爲現存的執法與司法制度無法予人信心，保障國民的性命與財產？當只有朋黨獲得致富機會，但貧富差距一再擴大，難道沒人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難道這些不公不義之事一再發生，那二十五位馬來社群精英不是更有義務站出來嗎？説到底，因爲他們是現有制度下的受益者，雖不樂見國家道路走向由保守宗教／種族主意主導，卻同樣不願意改變現狀。
懦弱無力的遮羞布
如果說「中庸」變成了政治倫理的指標，這一項指標並不能算是道德的。它只是從單一事件所可能引發的結果來觀照，簡言之，這只是一般的政治判斷，是一種不論及道德的思考方式，而「中庸」不過是個幌子；馬華公會、《星洲日報》等主流媒體與眾華團如獲至寶的心態，其實不難理解。長期在政治決策上的無能爲力，以及缺乏對主權者的有力監督批判，日漸被摒棄在主流政治之外，他們大可解讀自己的作爲其實是「中庸」的，但只是他們懦弱無力的遮羞布。
另外，從這封信提倡的「中庸」價值觀，也讓我們得以窺見個人的自由程度如何受到體制結構的限制。對哲學家康德而言，有兩種道德學説。一主張道德是爲了維繫共同體存續而產生的律法，二則認爲個人的幸福和利益，是道德判斷的基礎，也就是俗稱的功利主義。康德對這兩種看法都提出了批判，他認爲這兩種觀點都受到了外在制約，自由的主體無法存在。而普遍性的道德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擁有自由。康德認爲自由來自於服從我們的義務，而這義務可解讀為「作個自由的主体」。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行爲的動機是為了達到某一功利性的目的，那麽恰好證明了我們是不自由的。
所以，縱使一封公開信遠遠達不到中庸（或道德）的標準，但也無法完全怪罪這二十五位簽署人，因爲我們必須了解，身處在特定的族群結構中，必然受到這結構的強力制約，也許這就是他們最有勇氣的行動了。除了評斷他們的行爲，我們也應設法了解決定他們行爲的關係結構，再進一步討論，身爲這個國家的主導族群，他們在這結構底下是否比我們更自由？倘若他們始終受困於各種制限，這個國家又能有多大的自由？
與此同時，我們也理應更加審慎，在時代精神轉變的當下，我們應該為建立一個更自由開明的馬來西亞奮鬥，而不是讓中庸成了我們最基進的立場。
 林嘉翰 |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經濟系畢業，現於私人機構擔任風險分析師。偶爾喜歡寫詩，偶爾活躍於非政府組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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