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結束近四十年的戒嚴統治，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惟對於這段歷史，社會認識不足，不難窺見轉型正義工作的進展遲緩。但包括臺灣在內，從某些轉型多年後才推動相關方案的國家來看，即便官方積極程度不足，但若有民間團體持續耕耘維繫議題能見度與社會關注，由民間發動由下而上的推動轉型正義，其成效與意義未必會遜於一般新興民主國家以新政府主導由上而下的推動模式。
【本刊特約／葉虹靈】
「所謂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以外省人為主，本省人被迫害的只是少數」
「王先生，你這跟郝柏村幾年前的說白色恐怖受難者都是外省人，沒什麼本省人如出一轍。但我們當時就已經寫過文章回應，這是他錯誤的刻板印象，與目前檔案研究結果不符。」
這場爭論發生在2014年臺灣九合一大選前一週左右，當時我與另一位臺灣知名的文史工作者，應邀評論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提出要把「市府路」改名為「經國路」的政見。這段對白色恐怖受難者人口特性的爭論插曲，讓我們一路從攝影棚爭到電視臺外。臺灣結束綿延近四十年的戒嚴統治，已經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但對於這段影響臺灣至深的歷史，社會認識如此不足，不難窺見轉型正義工作在本地的進展遲緩。
一般而言，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指的是「國家透過司法或非司法機制來處理過去大規模人權侵害的遺緒……，目標是透過責任追究與對受害者的復原，轉型正義要提供對受害者權利的肯認，促進公民之間的信任，並強化民主法治」。國際上常見的機制則包括透過審判將人權侵害者送上法庭；成立真相委員會調查、公佈歷史真相；特赦加害者；對受害者或家屬實施金錢賠償；進行人事清查（lustration or vetting）重建民主政府人事系統等。這套在第三波民主化後，被新興民主國家普遍用來處理威權或獨裁遺緒的工作，是相對新穎的概念，卻逐漸成為熱門議題，學術研究與國際組織、智庫紛紛成立。聯合國近來也拓展此概念，從（民主）「轉型」期延伸至「後衝突」社會，以把如非洲等國家等更多類型的發展納入光譜。
官方成績乏善可陳，民間推動轉型正義
儘管臺灣向以和平的民主化、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甚至已經歷政黨輪替，在新興民主國家中表現不俗，但在轉型正義工作上卻建樹有限。相對已經鞏固「民族創傷」地位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作為形式、規模、時間尺度都更大的國家暴力，其基本樣態卻尚未為大眾所認識。前者不但有進入中小學教材、有國家級紀念館、國定假日、補償、官方出版的調查報告分別釐清事件始末與責任歸屬；後者卻僅有補償，至於紀念館等記憶方案（memory projects）則是在近年民間的催逼下才逐步成型。然而，白色恐怖的基本樣態，受害者的輪廓、加害體系如何維持、這種體系性的國家暴力責任如何追究與檢討等討論，在制度上未曾開展。臺灣之所以繳出這張乏善可陳的民主成績單，必須回到民主轉型的結構性條件來討論。
美國政治學者埃爾斯特（Jon Elster）曾歸納影響一個國家選擇轉型正義路徑與強度的因素，包括轉型模式、壓迫的時間距離、經濟發展成果與適任人員的稀缺程度等，沒有什麼能一體適用所有國家的模式。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也是本會的創會理事長吳乃德則指出，臺灣的協商式轉型使得舊政權精英仍大權在握（何況解嚴後仍由威權政黨國民黨繼續執政十多年），白色恐怖最劇烈的迫害發生在五零年代、人民的受害記憶到了九零年代已相對淡薄、國民黨統治時期適逢經濟起飛等，都是影響民主政府與社會追究動力不高的原因。在官方成就有限的情況下，一群長期關心臺灣民主化與歷史的學者與文史工作者，遂在2007年底組成「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與一般國際上熟悉的、以南非為代表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TRC）有別，前者沒有後者的公權力與資源，僅能以稀缺的民間資源承擔在大多數國家都由政府投入的工作。
在成立伊始，有感於戒嚴時期至少上萬人因政治案件繫獄，但卻因為議題的長年禁忌，以至於他們未曾留下隻字片語，卻又面臨長者已近凋零的迫切性，我們組織了由大學教師帶領的訪談團隊，憑藉熱心的研究生與大學生志工，在全臺各地進行訪談。數百篇訪問不但為後世留下歷史紀錄。更重要的是，讓政治受難者的苦難有被公開肯認的機會，雖然未若國外TRC的公聽會能透過全國轉播，讓全民有機會接觸黑暗歷史的再現。在訪談中，許多老人家告訴我們，這是出獄多年後，首度有人有興趣瞭解那段血淚過往；也有人說壓抑這麼多年之後，這是他們第一次說出當年的經歷，有些連家屬都未必知曉。讓無權力的個別受害者記憶有機會進入公共視野，是訪談計畫更重要的倫理功能。
此外，在歷史遺址的保存方面，臺灣的景美與綠島園區，是尚存且保存良好的白色恐怖時期監獄，但在國民黨2008年重新執政後，卻一度欲以活化園區為由，將兩園區更名為「文化園區」且變更用途作為藝文使用，在本會結合其他民間團體與政治受難者的抗議下，方使政策轉向。而且我們進一步利用行政院組織改造的機會，趁勢推動成立兩園區提昇位階為「國家人權博物館」（上圖），透過在體制中佔據位置，將能確保國家會持續且穩定地挹注資源於這個長期遭到漠視的領域，強化歷史保存與推廣教育。
最後則是與檔案相關的部份，我們不但成功推動檔案管理局變更政策方向，歸還給家屬當年遭槍決受難者之遺書正本，大規模清查所藏檔案，並促使檔案局簡化涉案當事人申請檔案程序與減免收費，以保障他們的「真相知情權」；此外本會也參考法制完備的德國處理前東德國安部文件經驗，起草「政治檔案特別法」草案，可惜該案目前在國會長期遭到國民黨團封殺。而我們長期關心的威權歷史記憶爭論如兩蔣象徵等，則是特別容易受到輿論關注，但稍有不慎則易引發紛爭的問題，尤其是現代型獨裁者蔣經國神話的拆解。
如何看待歷史，如何面對未來
回到本文一開始的爭論，其實根據晚近研究，僅1950-55年間政治案件，即佔四十年間案件的近六成，但這些案件當事人多與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系列案件有關，這個組織超過九成是本省籍臺灣人，遭判死刑、遭判重刑（十年以上）的比例遠高於其他年代的平均數。郝柏村口中的外省人並未倖免於白色恐怖的迫害，在整體受害者中佔了四成，遠高於其在臺灣人口中的比例。
這些數字其實可以打破某些過去臺灣族群與意識形態對立的迷思，也就是失之化約地將某個族群等同威權體制的加害者或受害者。由此衍生的意義是過去被視為等同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的外省人，不但也有為數不少的受害者，甚且因為缺乏本地社會網絡支撐，而在出獄後面臨更嚴重的社會孤立、處境更為艱難。然而，本省籍受害者所佔比例之高，固然可以打破郝柏村之流的宣稱，也符合一般本土認同者的印象，但這些橫跨精英與庶民的本省人，在當年風雨飄搖的局勢中，許多人選擇投身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有些至今仍強烈認同社會主義中國，可能也會使得某些本土意識認同者感到意外。
轉型正義其實終歸來說，涉及的是轉型後新生的民主政治共同體，決定以什麼樣的價值或視角看待過去的問題，因為包括對舊有價值與群體的批判，勢必令人不快。然而，從長期調查的實證經驗看來，單推轉型正義固然不是解決民主轉型時期千頭萬緒的萬靈丹，但從長期效果看來，若能採取多管齊下（holistic approach）的機制，則經歷痛苦的社會集體洗滌過程後，一般而言都有助於新社會的民主鞏固與人權保障。而包括臺灣在內，從某些轉型多年後才推動相關方案的國家來看（如西班牙、巴西）即便官方積極程度不足，但若能有民間團體持續耕耘維繫議題能見度與社會關注，由民間發動由下而上的推動轉型正義，其成效與意義未必會遜於一般新興民主國家以新政府主導由上而下的推動模式。
【參考書目】
一、Elster, Jon（2004） Closing the Books: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二、吳乃德（2006），〈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臺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思想》，第2期，頁1-34。
關於臺灣白色恐怖中的左翼政治犯記憶政治，請參考：
一、葉虹靈，〈臺灣集體記憶中一片模糊的拼圖───從馬場町秋祭談起〉，《獨立評論@天下》，2013.11.21。
二、葉虹靈，〈從民族國家的敘事中拯救歷史〉，《獨立評論@天下》，2014.01.07。
編按：此爲「人權放光明．民主謀幸福」馬來西亞趙明福民主基金會創會籌款晚宴系列文章之一。歡迎瀏覽本活動網頁，以獲取更多詳情，希望各界踴躍支持響應。
 葉虹靈 |
目前就讀臺灣大學社會所博士班，近年服務於「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現任該會執行長。這是臺灣唯一專以推動轉型正義為職志的民間組織。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燧火評論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