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想象本質上具有道德性、集體性和前瞻性。惟關鍵是需要花多長的時間才能建立起共識？烈火莫熄以降，一路走來的公民運動已有16年之久，前期總是依賴政治領袖或某一突發事件，後期已開始步入公民自主的階段。卡立事件之後，當支持與公民運動議程相吻合的政黨或政治人物時，公民組織更應當保持清醒，發揮民主的想象，將這種想象建立在事實基礎與理性認知的前提。
【文／曾維龍】
從1998年「烈火莫熄」（Refomasi）政改運動開始，各界無不積極關注馬來西亞公民社會的形成、建構和轉型，但關於公民想象的討論，始終是被忽略的問題。
這裡所指的「想象」是一種能力。「烈火莫熄」打開了人們的想象,尤其對華社而言，馬來族群並非只是保守的社群,他們不乏激進、願意上街頭，不能與體制妥協者。安華事件給馬來社會帶來的，恐怕不是安華是否涉入非自然性行為的衝擊，而是政治人物道德操守的詰難。2008年308大選掀起的政治大海嘯再次擴大了公民社會的想象版圖，並且為後來一連串的「淨選盟」1.0至3.0街頭遊行提供了依據和基礎——相信在這個國家里，大家都有著共同的憤怒。憤怒遂而成了2013年505大選中公民社會的驅動力。
然而，要如何實踐？多場淨選盟街頭示威讓國人了解到，上街頭不一定是暴力行為，經歷505選後才深刻體會到選舉監督的重要性。改變結構性的體制環境，才能確保我們的社會和下一代獲得公平與正義的保障。
重新想象民主
當下從革除雪蘭莪州務大臣卡立事件，再次把我們推向另一需要想象的邊際線。首先，卡立破壞了西敏市議會民主的慣例和體制。西敏市民主議會制度驀然間成了關鍵詞彙，成了評論與社交網站的流行詞彙。什麼是「西敏市議會民主制度」？黃集初指陳卡立事件實際上是在為國人上一堂憲法課。其次，當卡立大勢已去，焦點轉移至蘇丹（皇權）以及伊斯蘭黨基本教義派和世俗政黨的分歧，這時候，君主立憲制、內閣制、泛伊斯蘭主義運動等日常未受注意的詞彙，成了另一流行的術語。
上述事件演變之快，幾乎讓我們忘了最初為何要爭取選舉乾淨和正義的目標，也讓忘記了我們願意選擇民聯，是為了結束一黨獨大的政治格局。過去公民運動對兩線制所建構起來的美好想象，在這場權力運作的過程當中幾乎磨滅殆盡。
不少人開始質疑，所謂「以民為主」只存在五年一度的投票日中，其他時候實際上都是政治人物的機關盤算。有人因而開始失望，質疑為何公正黨要發起「加影行動」。被寄予厚望的民聯政黨並未很好地向外界清楚說明這一系列運作。公民社會被擱在一旁，直到卡立拒絕下臺，及至引發政憲危機，樹立了不良慣例為止。公民團體才開始發動「還我雪州：黑絲帶運動」，介入和干預這場政治運作所造成的危機，促請卡立辭職，並向立場曖昧不清的伊黨議員施壓，
公民想象在這過程中所能發揮的作用，是很單純地要求恢復公平與正義。這項要求必須在體制內獲得保障。卡立被革除黨員資格，不獲得大多數議員支持時，他以大臣之職，憑藉權謀爭取留任，對體制而言，其破壞性遠大於先前被肯定的政治表現。
公民所發起的運動是建立在捍衛純粹的民主理念和道德倫理訴求之上。任何破壞民主制度的行為，理應受到輿論的譴責。「還我雪州」運動在渾濁不清，機關算盡的討論中，適當地在公共輿論空間中樹立起一把標桿，提醒政治人物權力運作的過程中必須把公民社會納入在他們的沙盤演繹之中。
邁向公民自主
易言之，公民想象本質上具有道德性、集體性和前瞻性。惟關鍵是，我們需要花多長的時間才能建立起共識？如果從按前述所論，自烈火莫熄以降，公民運動一路走來已有16年之久，前期總是依賴政治領袖或某一突發的課題／事件，後期的公民運動開始步入公民自主的階段。卡立事件之後，公民運動是否不應只是憑靠道德動員呢？
走上街頭與公權力對峙，那是一場嘉年華兼一日遊，過程中固然浪漫。然而面對政黨政治人物之間博弈，我們對法制與體制理解不深，反而讓公民運動無所適從。尤其當支持與公民運動議程相吻合的政黨或政治人物時，公民組織更應當保持清醒，回歸初心。而這一回歸，應建立在知性的討論中，不是純粹感性和情緒的號召。同理，我們必須發揮民主的想象，但這一想象是建立在事實基礎與理性認知的前提。
民聯的內部矛盾反而讓我們看到，沒有一黨獨大和權威統治的情況下，所有的權謀運作始終必須暴露在陽光底下。這對公民社會而言不是一件壞事。去中心化的政治聯盟，展現了多種和多元的政治想象。公民社會應當樂於見到此景象。
卡立事件反而為我們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間，不是嗎？
 曾維龍 |
七字輩，任教於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碩論專注於二十世紀90年代華社知識分子的評論寫作和話語實踐分析，博論則探討馬華文學經典化、建制化的問題。數年前有幸參與社運，編有《黃絲帶飄揚：2006馬來西亞反對媒體壟斷運動實錄》。2012年與羅彩綿合撰出版《翠鳥蟲鳴•希望人間》，內容收集雙溪毛糯麻風病院社區的口述歷史，講述院民与老人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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