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政府推出的各類經濟或政治轉型計劃，只是門面，無助於解決問題；高收入愿景或2020宏愿只是空口號，甚至讓人感覺虛假不實的陷阱。沒有生產力取向的標本並治之改革，也沒有因改革帶來的紅利，更不會有控通膨、縮差距、簡機構、調結構、促增長、充社福、破壟斷、反腐敗、改預期、壯中產、穩社會帶來的好處。
【文／孫和聲】
眾所周知，馬來西亞是個得天獨厚的國家，不但地處東西方交通的要道，鮮少重大天災，也從英殖民手中，繼承了一套文明的政治、經濟、司法體制，更有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聯邦政府的收入中，便有大約三分之一來自油氣。
按理說，有這麼多優越條件，應早已升級為發達國家，或至少是高收入國。惟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便卡在中等收入陷阱。近年來，聯邦政府不但削減各類補貼，還要出臺旨在刮走民間財富的消費稅。但問題是，這十多年來普羅大眾的薪資基本上停滯，物價與屋價卻漲個不停。這就讓人質疑，為何會搞到這個地步？為何聯邦政府與家戶均得，皆須靠舉債度日？在2013年，公債與家債已個別高達國內生產總值GDP（約944億令吉）的54%與87%，這還不包括政府擔保的或有債務。這個國家的經濟管理與財政紀律何以至此？
綜合言之，會落到如此地步，應歸咎於糟糕的財政紀律。自從1970年代實施新經濟政策以來，出來1993-97年有出現過盈余外，每年的預算案均是赤字連連。這是因為，政府自1970年代起大搞公共企業，而大多數公共企業均是虧損連連。惟1993-97年獲得改善，主因在於私營（盈）化，以及被迫開放，而迎入大量外資。若非如此，早在1980年代中期，馬來西亞早已破產。當時盡管已有油氣收入，但聯邦政府總債已高達GDP的100%，失業率更高達10%以上。
種族輸贏論得不償失
這項後果，也與政策失當有關。1970-80年代，是後進國家升級為高收入國的黃金二十年。四小龍便是在這時期脫胎換骨為高收入國的，但馬來西亞卻受困於重視靜態分配，而非動態生產的威權性重分配。更要命的是，政策制定與執行者，還抱有「同舟共擠」的族群輸贏心態，覺得要抑制非馬來族的發展，才能讓土著（實為馬來族，其他土著則為二等土著 second class Bumiputra）出頭，結果就是雙輸。這也是臺灣、韓國在1980年代超越馬來西亞的主因。
此消彼漲的族群輸贏論，不但抑制了本國潛能，如缺少受高等教育技能培訓的機會，也因教育不注重技職，而使馬來西亞缺乏經濟升級的所需人才。沒有人才，自然也沒有所需技術，只好安於低層次的經濟活動。低增值的活動，當然就是低薪資。這也難怪，在2013年，公積金局的會員當中，有約85%的月均收入在 3千令吉一下。實則，馬來西亞的1千2百多萬工作人口中，也只有約28%（2012年）為高技能工。收入達到課稅水平的人口，只占工作人口的12-15%。在現代國家，個人所得稅才是政府收入的最大來源，但馬來西亞卻不是這麼回事。
可見，只要不提升產業層次與國民的知識與技能，這個限制因素將難以解決。因為，要增加個人所得稅收，首先須要加薪，而加薪又得與生產力掛鉤；否則將會削減本國競爭力，導致通貨膨脹。在馬來西亞的增長貢獻要素中，單純勞動力與資本的占比過高，而勞動生產力或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ty，TFP）的貢獻比太低。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馬來西亞的增長動力依然是數量型而非素質型。換言之，就是靠投入更多低廉人力，如大量廉價外勞與資本，來驅動增長。若不改變，這一粗放型增長，轉入素質型增長，將無法跳脫出這個低水平均衡陷阱。正是這個陷阱，使馬來西亞淪為一個打腫臉皮充胖子的內需經濟。
虛業立國空有表面繁榮
自2008-09年，金融危機與美國大搞量化寬松（Quantitative Easing）貨幣政策以來，大量游資由美國、日本流入馬來西亞等新經濟體，進一步推高了虛而不實的股市與有價無市的房地產，使馬來西亞從實業立國轉向虛業立國，空有表面繁榮，普羅大眾卻無繁榮實感。
虛業化不但破壞了國人的常規道德與工作倫理，也因資金過度流向虛業而抑制了創造新興產業，特別是高增值制造業與服務業，甚至出現過過早脫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其結果就是，體面就業的創業力不足。有道是就業是民生之本，就業增加比經濟增長更重要。既然低利率沒有被善用來搞實業，反而導致劫貧濟富（如富者以錢賺錢、炒高房地產）。
未來，馬來西亞畢業生就更難找到體面的就業機會了。在避免高教失業（educated unemployed）造成社會動亂，政府只好硬著頭皮，多雇用冗員，這也加劇了財政負擔。公務員人數過多，還有多次大幅調薪，也是造成合理化補貼與消費稅出臺的主因。這項難題，也不會在短期，甚至中期內獲得解決——即便是政權輪替後。
未來，可以預期，馬來西亞的財政赤字將是長期而非短期的。政府推出的各類經濟或政治轉型計劃，也只是門面，無助於解決問題。同理，由於問題的性質是結構性（structural）的，而非週期性（cyclical）的，用刺激政策（如放寬銀行法定儲備或降低利率）來鼓勵國人舉債超前消費，也只是「以毒攻毒」，把問題押後而非真正對癥下藥。這個反週期（Anti Cyclical）的政策已用了十多年（從1998年開始），政策不但已用老，產生財政疲勞（financial fatigue），更使公私部門債務增速高於經濟增速，或股市漲潮高於公司收益。這麼做是在生產泡沫而非實業。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自從1998年以來，馬來西亞已明顯被全球化與區域化趨勢下被邊緣。以1990-2000年為例，馬來西亞的經濟增長率為7.2%，與新加坡並列全球第五，但從2000-2010年，卻滑落至4.5%，連前五十名也無法入榜。這反映出本國的脆弱性，一方面是過度依靠在全球范圍內套利的外資，另一方面則因國家經濟政策斲傷了內資，使到內資壯大不起來，無法像日本、臺灣、韓國那樣成為帶頭力量。
靠舉債推動基建內需
隨著全球化日益著重實利與實力、效率與競爭力，馬來西亞將日趨被邊緣化。即便舉債發展，靠債務來推動基礎建設和內需，也難以持久。因此，中速增長，而非高速增長，已成為馬來西亞當下與未來的趨勢。當債務高到難以為繼時，或許會反過來迫使必要的改革，也難以說準。
缺乏結構改革，就無法帶來改革紅利（reform dividend）；沒有從改革紅利得來的素質增長，特別是有素質的出口（quality growth and export）。缺乏素質的增長，當然也無法推動包容性發展，長此下去，更擴大貧富不均，削弱國人的消費能力，最終導致內需積弱不振。內需不振，高通貨膨脹，體面就業創造力不足，生產力取向的改革不足，腐敗失控，全球化的作用下，執政集團用了3R（Race、Religion、Royalty）來轉移視線，而非直面病灶，如此只會將問題繼續拖延下去。拖延的政策，其實就是混日子、不入流的政策。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預見，馬來西亞的高收入愿景或2020宏愿只是空口號，甚至讓人感覺虛假不實的陷阱。這就是眼前馬來西亞的經濟現況。沒有生產力取向的標本並治之改革，也沒有因改革帶來的紅利，更不會有控通膨、縮差距（收入與財富及區域間的失衡）、簡機構（廉政放權）、調結構（產業機構合理化與升級）、促增長（包括體面就業）、充社福（充實社會福利）、破壟斷（特別是政聯公司的壟斷，因為企業才是改革的真正主體，以及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反腐敗、改預期（明天會更好，做長期投資而非炒地皮）、壯中產（馬來西亞的中產階級正在萎縮）、穩社會（改革治安惡化）帶來的好處（beneficiation）。
 孫和聲 |
民間學者。生於霹靂州江沙，長於和豐，1976 年負笈臺灣，就讀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1984 年赴日本游學，學習日語及嘗試瞭解日本經濟富强之道。後轉往臺灣從事翻譯。1991 年返回馬來西亞，任職雪蘭莪州某日資公司。著有《華人文化述評》（燧人氏：2007）、《尷尬的大馬經濟》（燧人氏：2012）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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