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民的現身就像冰山一角，是肉眼看得見的貧窮形式。舉凡水電供應、房屋、衛生服務、兒童照顧和教育等基本設施和服務，都決定著人民的生活素質和實際的貧窮程度。單憑政治人物探視後承諾興建遊民收留所的舉措，充其量只是以婉轉的方式達到「要讓首都的乞丐和遊民絕跡」，並未正視產生遊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根源，從中杜絕或減少城市貧窮現象。
（照片／My Guise of View）
【本刊特約／周澤南】
不中聽的話先說在前頭：即便我們是出自於關心和同情來看待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街頭遊民事件，假以時日，就像眾多稍縱即逝的弱勢群體課題的命運一樣，這群被人群和媒體塑造得缺乏主體性的可憐蟲，很快就會繼續成為跟我們無關的陌生人，從我們的視線和關注中消失。
老舊課題的暫時關注
吉隆坡的街頭遊民（俗稱流浪漢）因為聯邦直轄區部長東姑安南於7月3日作出的一項宣佈，突然成為眾多媒體、政治人物和公民社會聚焦關注的對象。部長聲稱，該市所有賑濟、庇護遊民的慈善團體不准在武吉免登樂天廣場（Lot 10）方圓兩公里內向遊民佈施食物，否則罰款，理由是「要讓首都的乞丐和遊民絕跡」。
安南言論所引起的譁然還未冷卻，隨著媒體報道約百人每日在新山中環車站露宿，柔佛州行政議員鄭修強又批評這些人的行徑足以影響我國旅遊業形象。鄭修強這番不顧及露宿者處境的言論不出所料的引起許多人，特別是基於經濟考慮湧往新加坡賺取外匯人士的大力抨擊。
對安南的強烈抨擊白熱化過後，首相納吉微服出巡，主動探訪流落街頭的人士；某些媒體如《當今大馬》和政治人物如檳州議員李凱倫將納吉此舉解讀成「消毒」動作。此外，許多各語文和形式的媒體也不落人後的積極報道城市遊民的處境、待遇，導致城市貧窮的原因和解決問題的長遠之計。
有趣的現象是，官方控制的主流媒體即便對遊民持同情的角度，在發現一些遊民的家屬成員不乏癮君子、失業人士或偷竊之輩時，也掩不住他們濃厚的道德審判；似乎暗示流落街頭的待遇是這些人人格缺陷的下場；例如不遵守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工作倫理，不上進、懶惰改變等等。
影響市容和形象的思想邏輯
再先進的國家如英美，也無法剷除街頭遊民和城市貧窮。因為即便政府將社會福利提升至完善，也無法阻擋全球化和經濟風暴對貧窮群體的影響，何況在捍衛人身自由的國家，流落街頭本來就是一種選擇和權利。這種常識和對遊民的基本尊重態度無法在馬來西亞植根發揚，大概是因為還有不少人還持安南或鄭修強的思考邏輯：乞丐和遊民不該存在於看得見的地方。
研究美國貧窮情況的麥克卡茲（Michael B.Katz）指出，美國人民歧視貧窮人士的第一步，是用語言將「他們」和「我們」（中產階級白人）區分開來。安南和鄭修強雖然沒有為遊民創造出什麼驚人的名稱，卻企圖製造「他們的形象不佳，打擊市容或旅遊」的形象。我們固然自認為不至於像安南和鄭修強那樣不懂民間疾苦，缺乏同理心、鐵石心腸，卻不表示自己沒有將貧窮人士當作「他者」的潛意識。比方說，許多即便是抱著同情和同理心的人士，也往往難免認為遊民/窮人是特殊的類別；他們甚至有和「我們」不一樣的思考、感覺和行動方式。
這樣的思考定勢很容易作出以下推論：這些人之所以貧窮和流落街頭，某種程度跟他們對自己的人生缺乏責任和規劃有關。因此，要解決貧窮處境，他們需要某種程度的激勵、訓練和態度上的改變。這種激勵課程式的天真思考固然不完全沒道理，卻掩蓋了貧窮和政治、權力以及資源分配密不可分的事實；簡言之，貧窮是一種社會產品。既然是社會的產物，單憑個人努力去解決，就肯定杯水車薪、好高騖遠。
（照片／Mohd Juhary）
被忽略已久的城市貧窮
遊民的現身就像冰山一角，他們是肉眼看得見的貧窮形式。馬來西亞新經濟政策（1971年至1990年）的除貧計劃是五一三事件的直接產物。許多學者聲稱該政策已成功將國家貧窮率從1970年的52.4%降為1990年的15%，是非常成功的計劃。全國貧窮率還在持續下滑中，2004年的貧窮率已降至8.5%。
然而，許多研究城市貧窮現象的學者都認為，雖然鄉鎮不斷城市化和鄉區人民大量湧入城市已經持續了數十年，可是政府對城市貧窮引發的問題顯然不夠重視，也缺乏細緻的統計研究和有效的根治方案。馬來西亞經濟研究機構（Malaysia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MIER）的Musalmah Johan提出，城市貧窮人士過度依賴現金收入來維持生計的現實，導致他們成為最容易受百物漲價，經濟風暴和全球化影響的群體，可是政府無法應付經濟結構性危機和全球化的衝擊，容易造成更多瀕臨墮入貧窮的群體掉入赤貧的地步。
根據第九大馬計劃（2006年至2010年），政府為我國城市貧窮線設下的標準是月入低於687令吉。稍微有消費常識或在吉隆坡生活的人都不難瞭解，這樣的月入，肯定連當個街頭遊民也感覺吃力。本人從一些茨廠街遊民處打探的消息說，熱鬧市區一帶的房租至少要300令吉；月入少於1500者根本很難生存，因此他們唯有選擇在天橋底下露宿，或者偶爾依賴街頭廚房等公益組織的施捨。上述現象顯示，政府的研究和對城市貧窮的解讀和貧窮的實況有很大的差距，既然解讀不正確，又何來對症下藥的解決呢？
除此之外，貧窮也不能單單靠月入來反映；舉凡水電供應、房屋、衛生服務、兒童照顧和教育等基本設施和服務，都決定著人民的生活素質和實際的貧窮程度。這也意味著，單單憑安南或納吉探視後承諾興建遊民收留所的舉措，充其量只是以婉轉的方式達到安南原本的目的，那就是「要讓首都的乞丐和遊民絕跡」；並未正視產生遊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根源，從中杜絕或減少城市貧窮現象和人們生活素質下滑的程度。
有熱心的年輕人認為成立更多類似「街頭廚房」的公益組織，來拯救遊民是最實際的解決方案。我祝福他們，然而，允許我天真的認為，忽略產生遊民和赤貧的結構性原因而無法對症下藥，或許才是各種弱勢群體的問題一直無法根治的真正根源。
 周澤南 |
別名里郎拔刀。人民記錄電影工作室創辦人，現為全職紀錄片導演。曾任職和兼職於非政府組織、報館、網絡媒體、電視臺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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