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是不是馬共」到「有沒有馬共」，這些捍衛與沉默的背後，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體現了對官方邏輯的承認。這是歷史的詭譎，同時也是集體的盲點，讓馬共和大左派陣營都陷入兩難：當彼此都在尋求國家承認其抗日／反殖／建國的歷史貢獻，他們應該如何從自己生產的論述及文獻所呈現的「馬共＝非法」框架中超越或脫身？
（照片／Ho Choon Hiong）
【文／潘婉明】
「五一三」對新馬兩地而言都是一個熟悉而隱藏的傷痛。1969年發生在馬來西亞的族群流血衝突，至今還是敏感課題，而更早在1954年的同一天，一場由學生陳情延燒出的學運，其所造就的歷史傷痕，仍深烙在那一代新加坡華校生心中。
今年是新加坡「五一三學運」屆滿60周年，適逢衛塞節公共假期，民間組織Function 8聯同新加坡人權組織MARUAH主辦了紀念餐會活動，反應非常踴躍。新聞稿稱，該活動的目的是要向那些曾經為新加坡做出貢獻卻被歷史所遺忘的「真正的建國之輩」致敬。當天席開78席，將近800人共襄盛舉，其中包括不同世代的本地華校生、分佈世界各地的南洋大學校友、不同背景的前政治扣留者，以及各語言源流的左派人士等等。
新加坡的大左派陣營正是這個社群所形成。近年來他們透過出版或論述的形式發聲，立場雖有分歧，卻也在一定程度上攻佔了長期被官方或主流壟斷的發言位置。左派在新加坡並不算是一個小的社群，他們曾在這塊土地上掀起足以撼動歷史的鬥爭，最後卻在高壓政治下分崩離析，未能整合成一個有力的整體。大左派陣營成分多元複雜，各自在左的系譜裡發展自己的議程，欠缺互動和信任，這不只造成認識上的局限，同時也陷入論述的危機。這可以從追究「誰是／不是馬共」，到近日逐漸發酵的「有／沒有馬共」的命題轉向看出端倪。
（照片／陳慧嫻編《敢向英殖民統治者說不——五一三事件60周年紀念》，2014年5月13日，Function 8出版）
1954年新加坡殖民政府頒佈的「國民服役法令」（National Service Act）規定在馬來亞及新加坡出生的18到20歲男性需登記入伍，引起華社反彈。華校生以求學為由要求免役（超齡生），於5月13日前往總督府陳情，結果與警方暴發衝突，造成48名學生被捕，約50-60人受傷，是為「五一三事件」。是夜，逾千名學生在中正中學集合抗議政府對學生施暴，經中華總商會居間協調，學生獲釋，唯總商會也限於壓力，宣佈提前放假以解散學生。6月2日，學生重返校園展開另一波集中，直到教育部恫言關閉學校，整起反對運動才於6月24日宣告結束。
2004年，馬共作家賀巾在「五一三事件」屆滿50周年之際推出小說《巨浪》，記述該學運的經過。《巨浪》雖以「文藝」形式呈現，卻很可能是截至當時為止細節最詳的「歷史文獻」。賀巾是「五一三」的當事人，小說架構簡單，內容寫實，細述事發經過、學生的組織、校園集中的策劃，以及離校後的遭遇。小說清楚地交待了學運主體是學生，他們之中縱有馬共地下成員，但整起事件並非共產黨所發起。小說指出，作者身為黨員，乃以學生身份參與其事，因未向上級報告，事後還遭到訓斥。但對當年參加集中的華校生而言，「五一三」主體誰屬卻是不容妥協的問題。他們堅稱當時投身運動乃出於自發，也為此深感自豪，但他們均非馬共，也沒有接受馬共的指導。我的田野證實，那些具有馬共身份的當事人，大致上並沒有否認這一點。
不過這樣的切割正好體現了「馬共即非法」的官方邏輯。「五一三」是新加坡學生運動乃至於整個1950年代左翼力量崛起的肇始，它在反殖建國的歷史中有不可抹煞的地位。「五一三」也是華校生最後的精神堡壘，因此必需「保全」它免受共產黨「污染」，因為唯有否決馬共的存在及其角色，「五一三」才有可能被納入「合法」的建國史冊。然而當大左派陣營為了伸張其「合法」而與馬共進行切割，他們就等於接收了官方的思維與論述。
在這樣的主張下，1950-60年代深具個人魅力的政治領袖林清祥「到底是不是馬共」變成一個焦點，經常在學術會議或公共討論中被提出。林清祥在其從政期間多次繫獄，精神深受打擊，獲釋後被迫流放英國。他在1996年辭世，但至今仍活在左派朋友們的心中。基於「愛護」的緣故，大家幾乎眾口一詞為他辯護，否認其共產黨員的身份。一般指稱，林清祥是「抗英同盟」盟員，這是他本人承認的，但這個身份並不能等同於馬共，因為「抗英同盟」召募程序繁複，從同情者晉升到黨員，耗時日久，考驗繁多。論者也指出，沒有任何學術成果或檔案證據可以坐實政府對他的「指控」。
因此，當有人主張或暗示林清祥是馬共時，便會引起大左派陣營一陣騷動。「五一三的主體」和「林清祥是不是馬共」的辯證，在在地展現了大左派陣營的分歧。近日已出版的《詹忠謙紀念文集》在醞釀期間，其中一些篇章在老左之間流傳開來。文章指「五一三」實由詹所領導，而其在組織裡的領導地位猶如「地下的林清祥」。這番言論引發華校生高度不滿，迅速在內部展開抗辯行動。不過有趣的是，馬共也參與其事。華校生求證於馬共，以便那些兼有學生和馬共雙重身份的當事人來否決詹的角色，同時也杜絕詹的追隨者借「五一三」話題被重提之際，趁機「邀功」。從這裡我們認識到：任何「玷污」了「五一三」主體或「牽拖」林清祥為馬共的言論，都不為所容。
最近有關「冷藏行動」（Coldstore Operation）的論述更進一步否決馬共，其中命題由「誰是／不是馬共」進化為「有／沒有馬共」。去年底在《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一書的推介禮上，前政治扣留者與學者一致採取否認的姿態，為這場大逮捕行動定調為對左翼政黨及政治對手的污名與迫害。發言學者稱，政治部和內部安全局提不出任何證據坐實被捕的社陣領袖及其他被扣留者涉及共產顛覆活動，而被捕名單中確實具有馬共身份的被扣留者則保持了緘默。
這裡值得思考的是，這些捍衛與沉默的背後，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體現了對官方邏輯的承認：當「五一三」不是由馬共主導，其貢獻才具有正當性；當林清祥「不是」馬共，或當被扣留者中「沒有」馬共，他們的冤獄才構成政治迫害時，其實大左派陣營並沒有超脫官方建構的陷阱，認同了「馬共＝非法」的論述。這是歷史的詭譎，同時也是集體的盲點，讓馬共和大左派陣營都陷入兩難：當彼此都在尋求國家承認其抗日／反殖／建國的歷史貢獻，他們應該如何從自己生產的論述及文獻所呈現的「馬共＝非法」框架中超越或脫身？
 潘婉明 |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者。政治大學歷史系、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包括馬共歷史、華人新村、左翼文藝與性別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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