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本土「大中華主義者」的言論過往常出現在華社日常生活的各種場域，其使用言語和字詞未必能僅從理性邏輯的角度去理解，很可能是因為某些社會心理因素讓價值不斷位移，使得溝通討論的基礎難以建立，無法進行理性辯論，遑論深化對問題的檢視與釐清，提升公共議論的品質。但試圖理解這類敘事，或能讓我們看到華社長期糾結的族群民族主義部分特質，也是探討此類心理狀態與情感結構的契機。
（照片／South China Mourning Post／Reuters）
【文／黃國富】
香港「雨傘運動」開展迄今已逾月，現仍堅守陣地，其所引發的爭議則持續不斷。「雨傘運動」在馬來西亞華社也出現支持與反對的論爭，雙方主要在網絡上的交鋒，看似激烈實則各說各話，當中出現溝通上的斷裂，難以形成有效的公共討論。對於被指認為本土「大中華主義者」的基本論調，批評者反駁其中有不少不合邏輯、雙重標準，以及缺乏對普遍價值認知的「荒唐」言論，甚至指稱此類論爭在馬來西亞的出現恐是一場「荒誕的悲劇」。
本土「大中華主義者」的言論很可能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獲得一些不同世代者（主要是年長者）的共鳴與認同。為何如此？可能癥結是什麼？若僅將之斥為謬論而不屑一顧，將錯失理解這類敘事的機會，因當中或可讓我們看到華人社會長期糾結的族群民族主義部分特質，是我們理解與探討此類心理狀態與情感結構的契機。
複雜糾結的「妒恨」心理
「大中華主義者」的主要論調與看法不是現在才出現，過往經常可以在華社日常生活的各種場域展現出來，大家多習以為常未加以深究，只是這次在香港公民社會為爭取「真普選」，發生對抗特區政府與中國中央政府的行動時，才讓原本已存在的深層矛盾更清晰地顯現。「大中華主義者」使用的言語和字詞未必能僅從理性邏輯的角度去理解，它很可能是因為某些社會心理因素讓價值不斷位移的結果，使得溝通討論的基礎難以建立，無法進行理性辯論，遑論深化對問題的檢視與釐清，提升公共議論的品質。
（照片／Matt Sheehan／The World Post)
本文嘗試引用由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提出，後由德國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深入剖析的論題——「妒恨」（ressentiment，或譯怨恨）著手，理解許多華人長期存在深邃且複雜的心理狀態。妒恨的內涵相當複雜，以下將運用一些篇幅做說明，以利對此問題進行初步討論。
舍勒強調的妒恨，主要是針對現代性開展下所出現的狀況，且是一種有明確前因後果的心靈自我毒害。妒恨形成的最主要出發點是「報復衝動」，對有能力者而言，在報復成功後，使其「報復衝動」獲得滿足，復仇感會消失，一般不會產生妒恨。然而，有些人考慮到若直接作出反抗應會失敗而選擇隱忍，這類的思慮其實與「不能」、「軟弱」感相關。因此，自覺無能者不斷隱忍仇恨情緒延遲報復，使得妒恨在心中滋養與累積，且在這過程中體驗自身軟弱與無能的「弱者」狀態，以及個體在社會結構中自覺孤立的無依靠感。當個體蓄積心中許久的強烈要求、極度的高傲與外在的社會地位不相稱時，特別容易激起報復感，使得妒恨的心理動力不斷積累。
妒恨的第二個起點是嫉妒，它主要源於無能感與比較心理，在競爭制度等因素下，出現認為自身追求的價值和財富等被他者所佔有的錯覺，進而產生一種由仇視到怨恨的心理轉化，認定他者及其財產等是造成「我們」一無所有的原因，而這其實是對其追求的無力之表現。因此，妒恨並非單純的仇恨與憎惡，也不是立即的情緒爆發，而是長期累積且反覆咀嚼的心理狀態。無能的「弱者」在報復感不斷被延遲下，愈是感受自身為「受害者」的無力感，且引發了在意志力上的轉化，更認為其所受傷害是命運的擺弄，使悲情從中迸發，報復感愈是轉化為妒恨。在現代社會中的妒恨，主要出現在僕人、被統治者、尊嚴被冒犯而無力自衛者。
當某一群體的憲政或傳統所賦予的地位，與自身的實際權力關係之間的落差越大時，怨恨的心理動力也會越積越大。因此，在追求均富平等的民主政治社會中，社會怨恨的可能性或會最小；當一個社會中人人皆有「權利」與他人相比，「事實上又不能相比時」，如此社會結構必然積累強烈的怨恨情緒。然而，妒恨中的「認命」成分往往凌駕於「抗命」，陷溺於悲嘆命運抓弄的妒恨者，未必會積極展開行動試圖改變外在結構。
舍勒指出，妒恨者多僅能透過錯覺或假象來肯定自身的價值，且容易發生價值位移（value shifts）或價值顛覆（transvaluation）的狀況，無法形成真實或正確的價值判斷。妒恨者經常因為追求滿足卻不可得，所以貶抑所欲之物的價值，使之出現意義的位移或顛覆，譬如西方寓言中關於狐狸與酸葡萄的故事，揭示渇求不得而貶抑所欲之物的價值，這是妒恨心態的反映。中文語境下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也屬於這類價值位移或顛覆來安慰自身。
因此，妒恨者難以建立堅定的價值與信念，易掉入犬儒與虛無的心理狀態，更強調自我保全，正當化現實的合理性，攪混或抹除「實然」與「應然」的差異，也對懷抱理想與夢想者抱以輕蔑的態度，認為是不識現實艱困的夢囈。然而，妒恨者並非刻意撒謊，也不是一種經常的情緒反應，而是長期積累形成的一種生存心態，它既存在於個人、集體和文化，也反映了人際的特殊共在關係。舍勒對妒恨的分析與詮釋，對於我們從不同角度檢視與理解馬來西亞社會，具有一定啟發性。
殖民現代性下的妒恨萌生
「差異」是殖民統治的基本特質，因人種、文明與政經能力等存在顯著差異，使得殖民者能站在文明優越的位置上，自詡能帶領野蠻或落後者走上現代，以減輕自身對被殖民者採行經濟資源搾取及掠奪的罪惡感，也對其在政治上進行的不平等治理賦予正當性。英國殖民者在殖民統治馬來（西）亞時期，除區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差異，也對被統治者之間建構更明確與細緻的分類，譬如運用大家所熟知的「分而治之」治理策略，透過各方面的區隔使得各族間溝通難度增加，也形成分化與相互制衡等效果。1920年代後英國殖民者施行親馬來人的政策，讓非馬來人在相當程度上感受到差別待遇，使得在殖民時期已埋下各族群間相互妒恨的種子。
二戰後在殖民體制底下展開的馬來亞獨立運動，特別是在國家憲政體制的草擬與建立時，出現對生活在此地者之間的不平等對待，以凸顯馬來人的特殊地位。馬來（西）亞獨立後，政府逐漸走向馬來霸權的制度，尤其在「513事件」後，政府推出一系列種族性政策，譬如新經濟政策、國家文化政策等，基本完成建立了馬來民族國家。有論者指出，新興民族國家馬來（西）亞在獨立後出現的是「民族化」，而非「民主化」的建構，少數族群逐漸被邊緣化。
然而，現代憲政體制的道德基礎，主要建立在公民能平等地具有主體的自由上，譬如承認各項消極自由和積極的政治參與權利外，也讓公平價值在社會與經濟等制度上獲取合理安排及分配。馬來西亞國家體制對不同公民出現差別待遇，使得許多華人在不同場域中皆感知自身能力不斷被削弱與壓抑，部分「有能力者」採取的「報復」方式，可能是拒絕留在國內，將資產移出馬來西亞，或以自身的專業能力等方式移居國外，讓自身的報復找到出口，因此大致不會積累為長期所形成的妒恨。至於「無能者」被迫成為社會結構下的「弱者」，在反對運動被壓制與「513事件」等經驗所形成的創傷與陰影下，多未直接爆發「報復」行動，不斷隱忍內心不滿與怨恨情緒，使得妒恨在心中不斷滋養。這裡需提醒的是，「弱者」不僅出現於不同族群，也存在於階級之間被長期剝削的下層階級，以及家父長結構下的階序關係。
在政治與經濟場域上被疏離與邊緣化過程中，比較的心理經常自然浮現，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比較與競爭更是常態。許多華人從生活各層面來看，對他者輕易獲取的各種優惠不免心生不滿與怨慨，其中近年馬來權貴愈顯外露的奢華生活，常被簡化放大詮釋為是全體馬來族群的特權問題，未正視或忽視「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是跨族群朋黨權貴展開的掠奪，認為自身追求的事物被他者所剝奪與佔有，產生一種由仇視到仇恨的心理轉化，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貶低與歧視他者（主要是馬來人）的同時，也痛恨自身無力改變這樣的局面。
這樣的壓抑與妒恨心理必須尋找出口加以抒發，掌權者在治理上並未完全封鎖，而是將其主要限縮在文化治理範圍內，儘量不讓其溢出其他場域（如1987年華教高職事件效應擴散後政府採取「茅草行動」大逮捕），且成為維繫族群政治的治理重要部分。
妒恨在華教展現的動力與侷限
在面對社會權（如教育）上出現差別待遇的狀況時，華人主要是以文化作為動員抗爭的動力，特別是將中華文化不斷上升至神聖的位置，以對抗他者的不斷進逼，也讓族群民族主義不斷滋長。華人社會不斷召喚從過往中國歷史至馬來西亞建國後的悲情，結合積累的妒恨心理，使之成為華人建構族群認同的重要元素。在整體敘事建構上，主要以掌權的他者（馬來人），對個體與群體（華人）尊嚴的踐踏，讓在政經領域遭受挫折的華人社會，激發起建立族群同仇敵愾的共同感受，使得抵抗性認同得以凝聚出相當大的動力，然而卻在相當程度上陷入我族中心主義的泥沼，抑制了個體的自主性。
「弱者」藉由對華教的支持和奉獻，在相對安全範圍內向掌權者表達抗議，以此肯定自身的尊嚴與價值。華教數十年來的邊緣處境，可以說成為一種悲情與妒恨的日常展示，不斷提醒華人所遭遇的不公待遇，而其長期的存續與發展，更證明了堅持華教的價值。在這樣的結構與語境下，在維繫文化權與教育權上扮演一定角色的文化機制——華文報刊、華校和華團成為形塑妒恨的場域，許多日常未經反省的刻板印象與對待他者的偏頗「常識」，在不自覺中透過這些機制潛移默化地進入不同世代的意識，將妒恨的氛圍自然化為生活的一部分，使得華社更難以逃脫族群政治的操作框架。
華人社會辛苦經營文化與教育事業，然而，其中的無依靠感依然強烈，民間除了長期試圖與中國及臺灣建立政商關係，也嘗試以其保存和累積的文化「成果」向大中華地區宣揚，特別是針對身處中華文化中心的中港臺等地文化精英，經常獲邀訪問馬來西亞。這除表達對中華文化的真誠仰慕與情感，還希望獲得大中華群體的肯認，以確認自身存在的價值，即便是錯覺或假象，皆能在相當程度上填補辛勤奮鬥與安身立命於本土，卻未獲國家與統治階層承認的尊嚴受損與失落感。然而，這些作為更確立自身的邊緣與從屬位置，難以解決存在的身分焦慮，主體性的建構也始終不易施力。
 黃國富 |
臺灣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曾在馬來西亞私立學院任教，現任職於臺灣的大學研究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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